文化大革命(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6年2月11日訊】對不滿四十歲的中國人來說，抄家一詞一定相當陌生，甚至不知抄家為何物。因為在今天中國的法律中，已經沒有抄家這一項，公民住宅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搜查或沒收都需要經公安部門批准，或經法院判決。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抄家是很普通的一種「革命行動」。特別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風，在任何城鎮中隨時發生，隨處可見。當時的《人民日報》曾發表社論，讚揚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的確，抄家是從北京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開始的，但這股風刮到各地後，情況有所不同，我的經歷就可證明。
當時我是上海市閘北區古田中學的英語教師。這是一所只有兩個初中年級、幾十名教師的新學校，只有三名黨員，勉強夠成立黨支部。我是教工團支部副書記，積極要求入黨。「文革」開始時，黨支部組織「左部隊伍」，成立「核心組」，我是成員之一，負責整理材料，實際成了支部書記的助手。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經廣泛報導和充分肯定後，上海當天就爆發「破四舊」熱潮，隨之傳來紅衛兵上門抄家的消息。
中旬某日下午，支部書記去閘北區相關部門開會，原來是佈置抄家。回校後，他立即向其他兩位黨員和我傳達：上頭得到消息，北京的紅衛兵將來上海抄家。為了爭取主動，避免混淆敵我界線，執行政策，上頭決定發動紅衛兵小將統一採取革命行動，由有關部門、裡弄乾部予以配合。
接著宣布注意事項，抄家的對象由有關部門提供名單，裡弄乾部引路確認，不能搞錯，不能隨意擴大。查抄的範圍是金銀財物、現金、反動罪證、變天賬、槍支、電臺等。要造清單，查抄物資要集中保管，防止遺失和破壞。要宣傳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文鬥，不要武鬥，但要打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日常生活用品和糧票、油票、少量現金等不要抄走，讓他們能維持生活。對抄家對象要嚴格保密，不能走漏風聲。
他帶回來的名單有五家，西寶興路的周某以前是米店老闆，青雲路一家是地主，濟陽橋附近一家當過偽保長，另有兩家已記不得了。接著馬上開「革命教師」（已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或被貼大字報多的對象自然沒有資格參加）和紅衛兵會議，由支部書記佈置動員。當時學校黨支部還牢牢地控制著局面，紅衛兵基本都是原來的少先隊幹部和出身好的學生。
接著分工，周某家估計繳獲最多，由大隊輔導員T帶頭；抄偽保長這一隊特意指派復員軍人Y參加，以便萬一發現槍支時能現場處理。每隊指定一位教師負責登記查抄物資，回校後由老黨員W集中保管。我負責各隊及支部書記間的聯絡。那時還沒有手機，公用電話也不多，騎自行車來往是最快捷可靠的聯絡方式。
天黑後，各路整隊出發。我隨同其中一隊，將到目的地時，果然見有人在等候，然後由裡弄乾部領至被抄對象。大概事先已被看管，主人在家恭候。紅衛兵一擁而入。可是那家地主只有一間棚戶房，家徒四壁。
紅衛兵宣布採取革命行動，經過政策宣傳，那地主交出一隻戒指。在一片「打倒」的口號聲中，紅衛兵很快將屋子翻了個遍，實在找不到什麼值錢的東西，見有不少各色紐扣，就當作戰利品交給負責登記保管的教師。紅衛兵向地主追查「變天賬」，地主不知所云，立即挨了一巴掌，被斥為不老實。
我悄悄叮囑紅衛兵幹部「不要武鬥」，已有人在砸牆角，往地下挖，看能不能找到反動罪證。我知道不會有什麼收穫，但又不便多說，只是讓負責登記戰利品的女教師務必管好財物，就離開了這一家。
接著我到西寶興路周家。周某原來是開米店的，靠馬路是店堂，裡面是他的住宅，有幾間平房，還有一個小院，在這一帶算相當闊氣的，去抄家的紅衛兵和教師大概從未見過，所以等我到達時，屋內已經翻了個遍，櫥櫃箱子都已打開，但除了衣服、幾件小首飾和少量現金、糧票外，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有的學生找到一個罐頭番茄醬，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一定要砸開看，還說要看看裡面會不會藏著什麼。
紅衛兵正在院裡批鬥周某，他赤膊穿一條短褲，低頭舉著雙手，渾身被汗水濕透。紅衛兵高呼口號後，要他老實交代，將金銀財寶和反動罪證藏到哪裡去了，他雖然不斷求饒，卻一直說實在沒有。有的紅衛兵急不可待，已經在房內撬地板，砸門框。
我讓紅衛兵暫停一下，到院內休息，將周某帶到屋內，讓他坐下喝點水。我對周某說：「這次抄家是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要抗拒決沒有好下場。如果能自己交代，老實配合，紅衛兵一定會根據黨的政策，只查抄金銀財物和反動罪證，生活用品會留下，不會影響你家的正常生活。查抄的物品都會登記，留下清單，以後會根據黨的政策處理。你要不交出來，紅衛兵挖地三尺也會找，到時候房子也毀了，你還得從嚴處理。」
我還威脅他：「我們是正規的紅衛兵，是通過派出所、裡弄來的，還有黨支部派來的老師，嚴格執行政策。要是碰到自己來的紅衛兵，東西抄走了連收條都拿不到。」看到他欲言又止，還在猶豫，我又勸他：「你這麼大年紀了，命要緊還是錢要緊？你聽我的話，我保證你的安全。只要把東西都交出來，紅衛兵不會砸房子，也不會再鬥你，辦完手續就離開。」
這時他說：「老師，我聽你的，你說話要算數。」我說：「你放心，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現在交出來還是算坦白的，一定會寬大。」他帶我走到一個房間的門口，告訴我可以將門上的司必靈鎖取下，原來在鎖下面有一個洞，裡面藏著兩根小金條。又在一堆衣物中找到一個枕頭，拆開邊線，裡面藏著一疊人民幣。
我肯定他的態度有轉變，又說：「如果你真的願意徹底交代，爭取寬大，就應該先將最大的東西交出來。我們知道你不止這些。」他遲疑了一下，帶我走到院子裡，指著矮籬旁一根竹子，說在這裡面。這根竹子頂上糊著石灰，敲掉石灰，下面露出油紙包著的一段硬物，原來是一根十兩的金條。他說：「是老早就放在裡面的，不是因為知道你們來抄家才轉移的。」的確，竹子已很舊，石灰也是乾的。我說：「你有實際行動，我們相信你，你可以慢慢想，不要漏了。」
就這樣他一件件交出來，老實說，要是他不交，就是挖地三尺，一時也未必找得到。最終獲得的戰利品是三十多兩黃金、幾件首飾、一千多元現金、一批毛料衣服、皮箱、電風扇等。
此時已過午夜，學校食堂用黃魚車（三輪運貨車）送來肉包子、稀飯。因為戰利品多，得等天亮後找一輛卡車運回學校，紅衛兵留在周家，或席地而臥，或坐著打盹。我讓周某與家人睡覺，他說哪裡睡得著，開始整理扔在地上的雜物。
第二天一早，從附近工廠調來的一輛大卡車開到，我們邊往車上搬東西，邊造清單。我根據事先傳達的政策，也為了兌現承諾，給周家留下了不少生活用品，如一百多元現金、全部上海糧票等票證，穿過的衣服和用過的器具，如一新一舊兩台電風扇，只拿走新的；零星的衣料、舊的皮箱也沒有拿走。全國糧票都抄走，因為拿了全國糧票可以到外地用，要防止資本家外逃。
T和一些紅衛兵頗有意見，認為我過於寬大，但因為那時我是學校公認的左派，又是黨支部組織的「核心組」成員，沒有人懷疑我立場不穩。但周某頗有些得寸進尺，不時請求紅衛兵留下某件物品，惹得T大怒：「老實些！誰跟你討價還價。」我怕周弄巧成拙，也訓斥他：「我們會掌握政策，你少囉嗦！」裝完車後，我讓周某在清單上簽字，又將一份清單交給他保存，滿載而歸。
其他幾家都沒有抄到什麼值錢的東西，偽保長家也沒有發現武器（但據說後來被其他單位抄到了）。因為當時只規定上報清單，「抄家物資」暫時由學校保存，我們專門騰出一間儲藏室保管，仍由W負責。後來學生要燒圖書館中「封資修毒草」，我與管理員在夜間將可能惹麻煩的書挑出來，也放在這間房內。到十二月時出現「造反派」，接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奪黨支部的權，成立革命委員會，W始終管著鑰匙，這間屋子安然無恙。
據我所知，這樣一類由有關部門安排的抄家進行了幾天，但紅衛兵或「革命群眾」自發的抄家延續時間更長，次數更頻繁。當時有些中學黨支部已經失控，只要紅衛兵提出要抄家，就沒有人敢阻止，所以幾乎每位中老年教職員或出身不好的青年教師都給抄過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一些目標大的對象，往往一批抄過又來一批，甚至不知道來者是哪個單位，東西給誰拿走。有的不得不請求被抄對象所在的單位貼上佈告，證明已由本單位紅衛兵抄過。一些中學生的抄家是毀滅性的，不管抄到什麼，能砸的全砸光，能搬的全搬走，根本不留什麼收據清單。
當時是抄家的初級階段，目標是金銀財寶、「四舊」和反動罪證，不像以後「清理階級隊伍」或「一打三反」那麼專業，有特定目標。但反動罪證就五花八門，有的令人啼笑皆非。如一些原工商業主家中或普通人家中往往會留有舊賬本，紅衛兵發現後一概稱為「變天賬」，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或徽記，或有孫中山、蔣介石頭像的畢業證書、獎狀、證書、紙幣，有「中華民國」年號的，有「反黨分子」（如已被打倒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或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照片、姓名的文章，都成了反動罪證。
本校一位中年女教師因父親屬「反革命」，抄家時也順便到她家掃了一下，誰知發現重要罪證——原來她用舊報紙剪鞋樣，而報紙上本來有毛主席的照片，剪過後就不完整了。更嚴重的是，在毛主席的身上還有一個個針眼。她當場被打為「現行反革命」作現場批鬥。幸而學校黨支部沒有將她列為運動對象，她還能將學校當作避風港，儘可能早上班晚回家。
一時間上海風聲鶴唳，「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含已摘帽的）、「牛鬼蛇神」（揭批對象，尚未定性處理）、「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流氓阿飛自不用說，就是一部分勞動人民也膽戰心驚，因為出身不好或有問題的親友關係都會被株連，有的就因被懷疑接受抄家對象的轉移而被抄。而且一般家庭也免不了有點金銀首飾或「四舊」。
當時和事後都聽到過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言：有人將金條包起來扔進蘇州河，清潔工在陰溝裡揀到大批珠寶首飾。
但確有其事的是，銀行收購黃金白銀的櫃臺前排著長隊，拿著金戒指、「小黃魚」（一兩的小金條，當時牌價九十六元人民幣）、銀元來兌換的幾乎都是老人小孩，因為真正的主人不敢露面。幾天後，大概引起紅衛兵的注意，銀行宣布暫停兌換。
「文革」結束後，上海的報紙上曾刊登過一條消息，抄家時有人將大量金銀財物交給屬勞動人民的親戚保管，當時自然不會有什麼收據或清單。事後雙方發生爭執，一是雙方所說數量相差懸殊，一是接受方稱是贈送而不是保管，最後只能對簿公堂。
報上刊登過北京紅衛兵抄家的偉大成果：價值多少的金銀財寶，多少反動罪證，使階級敵人聞風喪膽，大長了紅衛兵的威風，還舉辦過展覽會。但上海似乎沒有這類綜合報導，也沒有舉辦過大規模的展覽會。有些單位在內部舉辦過戰利品的展示，或者讓抄家對象手持抄出的罪證，甚至穿戴上抄獲的「封資修」「奇裝異服」接受批鬥，遊街示眾。
我所在的學校後來調入兩位教師，在「落實政策」和清理抄家物資時我得知，其中一位的父親是資本家，抄家時發現幾十兩黃金，是藏在一隻煤球爐的四壁。另一位表面家庭貧困，母親經常到菜場揀菜皮，子女衣衫襤褸，但偶然被抄發現上萬元現款，為此一直在審查，最後查不出什麼疑問，卻不知怎麼處理這筆錢。
當年冬天，一些被抄對象請求領回過冬的衣被，或發還一些錢。我們學校只抄了幾家，也沒有抄本校教工，記得只有一個人來過。經請示上級，可以按實際情況處理。大概到了第二年，各級革命委員會先後成立，上面通知可以允許被抄對象適當領回一些生活用品。
過了一段時間，下達了對抄家物資的處理辦法，要求各單位成立清理小組，與被抄對象核對查清後，除必要的生活用品可以發還外，金銀由銀行按國家牌價收購，其他傢俱衣物等交舊貨商店變賣，全部收入存入銀行凍結，等待運動後期處理。「四舊」和反動罪證上繳統一處理。我們學校保存的東西不多，除了周家抄來的外都不值錢，且全部有清單，大多退回了，這項工作仍由W辦理。
但大量被毀滅性抄家，或者根本不知道抄家者是誰，更不可能留下清單的人就慘了。他們既無法證明家中的損失，又找不到追索對象，連本單位也愛莫能助。據說到「文革」結束落實政策時，只能適當予以補助了事。
一時間，淮海路舊貨店等處堆滿了各種抄家物資，皮大衣、料子衣服、紅木傢俱、沙發、電風扇、收音機、照相機、留聲機、鐘錶、工藝品應有盡有，店堂裡放不下，人行道和馬路邊上也堆著。一把紅木椅子只賣十元，一套皮沙發幾十元就夠了，工藝品更不值錢，卻沒有什麼人買。因為高收入的人大多被抄被鬥，工資、存款已被削減或凍結，住房也被緊縮，一般家庭住房狹窄，就是白揀也沒有地方放。
更重要的是，經過大革命的風暴，已經沒有什麼人敢保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倒是勞動人民無所顧忌，只要買得起，家裡放得下就行。
我看到了夢寐以求的英文打字機，以往多少次走過南京東路那家商店，看著玻璃櫃裡標價上百元的打字機，如今成批堆在地上，最多幾十元就能買到。我挑了一臺UNDERWOOD三十年代的手提式打字機，花了25元。那時我住在學校，每天都公開練打字。
我不怕有人說我走白專道路或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因為我打的都是英文的《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或《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我完全按照正規的盲打訓練，至今獲益非淺——用五筆法每小時可以輕鬆地輸入四千字。那臺打字機我一直使用到1986年，以後又給我幾位研究生練打字。
1979年春天，我已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一天下午，我正在圖書館看書，有同學告訴我宿舍有人找我。回到房間，見有一位不認識的老人坐著。他還認識我，自我介紹就是西寶興路的米店老闆周某。他千恩萬謝，說幸而當年是由我去抄家，讓他度過難關，現在落實政策，按清單完整無缺，連全國糧票都沒有缺。又說他到我原來的中學問到我的地址，得知我考上了研究生，「真是善有善報，你現在高升了。」我頓感惶恐，抄人家還能算善事？連忙解釋：「這是黨的政策，我只是按政策辦。」
寒暄畢後，我才得知他的來意，現在有一張外國股票可以兌現，家裡卻找不到原件，問我有什麼印象或線索。我告訴他，當時只注意金銀財物，也不懂什麼股票。要是被紅衛兵當成「反動罪證」，早已被撕了毀了。要是沒有被發現，也可能在混亂中遺失了。既然連糧票都一一登記，要是真有這張紙，清單上不會缺少。他說當然相信我們認真負責，只是想瞭解我有什麼印象。我說：「要是知道股票這麼值錢，肯定會注意，可惜當時連股票是什麼也不知道，怎麼會有印象呢？」我勸他趕快按遺失的結果想辦法，因為不會有比我更瞭解的人了。
四十一年過去了，當年的抄家者和被抄者有的已經去世，有的可能已記憶不清，有的不願再保留不堪回首的記憶，有的甚至還在炫耀自己的「革命行動」。我倒希望有親身經歷的人都能記錄下來，畢竟這是中國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