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議25庭將於2月19日對前總統尹錫悅涉嫌內亂首謀案進行一審宣判，檢方罕見地求處死刑。（圖片來源：Photo by KIM HONG-JI/POOL/AFP via Getty Image）
【看中國2026年2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楊天資綜合報導）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議25庭將於2月19日對前總統尹錫悅涉嫌內亂首謀案進行一審宣判，檢方罕見地求處死刑。法院已同意全程轉播這場審判，這將是韓國戒嚴相關案件的第五次宣判直播，也是繼全斗煥之後再度有前國家元首面臨死刑求刑的歷史性時刻。
緊急戒嚴六小時
事件的核心可追溯至2024年12月3日那個改變韓國歷史的深夜。在並非戰爭狀態、也不存在傳統意義上國家緊急危機的情況下，時任總統尹錫悅突然宣布「緊急戒嚴令」。這一決定如晴天霹靂，瞬間凍結了韓國的政治脈搏。
依照戒嚴令，全副武裝的軍隊與警力迅速進駐首爾各大要地，在國會大廈與主要媒體機構周邊部署兵力。這種軍事控制首都的做法，讓人聯想起韓國威權時代的黑暗記憶。然而，民主制度的韌性在關鍵時刻得到了體現——國會議員冒險衝破軍事封鎖線，成功召開緊急會議並以壓倒性多數投票否決戒嚴令。從宣布到解除，整個過程僅持續六小時，但對韓國憲政秩序造成的震撼卻是深遠的。
根據韓國憲法，總統宣布戒嚴必須經過國務會議審議，這是對總統緊急權的關鍵制衡機制。然而，調查顯示，尹錫悅史無前例地繞過了這一法定程序，僅向少數親信國務委員發出通知，便逕行宣布戒嚴。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在相關判決中嚴厲指出：「戒嚴令作為行使國家緊急權力的措施，理應僅在極端例外情況下使用，否則可能引發全國性混亂。被告人公然違反了憲法所規定的國務會議程序。」
從妨害公務到內亂首謀
尹錫悅卸任後身陷多達8起刑事訴訟，其中已有實質進展的包括兩大類案件。首先是相對「技術性」的妨害公務案。2025年1月，獨立檢察組試圖持逮捕令進入總統官邸拘提尹錫悅，卻遭遇他預先部署的大量維安人員阻撓。2026年1月16日，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尹錫悅5年有期徒刑。
法院在判決書中措辭極為嚴厲：「身為總統，本應比任何人更有義務維護法治秩序，但被告人表現出漠視程序性要件的態度，理應受到嚴厲譴責。」這個判決釋出了明確信號：法院對前總統的程序違法行為絕不寬貸，為即將到來的內亂案宣判奠定了嚴厲的基調。
更為關鍵的是圍繞戒嚴事件的內亂首謀案。在2026年1月13日長達11小時的結案辯論中，檢方展現了決絕的態度。檢察官措辭激烈地指出：「宣布戒嚴背棄了維護憲法、促進公民自由的憲法責任，從根本上侵蝕國家安全及人民的生存。從其目的、手段與執行方式來看，這項行為具有反國家性質。」檢方強調，為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必須予以最嚴格的裁決，因此求處死刑。
獄中反共檄文
面對死刑求刑，尹錫悅辯護團隊採取了極具戲劇性的策略，將他比擬為歷史上的伽利略、布魯諾等人物，主張「多數人的意見並不總是揭露真相」。這種辯護試圖將尹錫悅塑造成一位為國家利益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悲劇英雄，暗示當前的司法程序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辯護方的核心論述是：尹錫悅今天被視為「叛國者」，但未來的歷史可能會證明他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是為了拯救韓國免於「親共勢力」控制而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的守護者。這種「歷史會還我清白」的姿態，在韓國保守派支持者中產生了強烈共鳴。
儘管身處首爾看守所約三坪的狹小單人牢房中，尹錫悅並未選擇沉默。在2025年12月3日戒嚴一週年之際，他發表了題為「給國民的話」的獄中聲明，試圖重新定義戒嚴行為的正當性。
在這份充滿戰鬥色彩的聲明中，尹錫悅將「12·3緊急戒嚴」描述為「對抗使國政癱瘓、摧毀自由憲政秩序的顛覆勢力的正義之戰」。他將矛頭直指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稱其為真正的「憲政破壞者」，並羅列其「彈劾政府人事多達30次、刪減國防與經濟等主要預算、非法錄用人事超過1200件」等指控。
最具爆炸性的是，尹錫悅宣稱「韓國已淪為親共賣國勢力的間諜天堂」，批評對手反對擴大間諜法，使「親中共、親朝鮮的賣國行為橫行」。這一指控精準切中了韓國社會當前最敏感的神經——對中國影響力擴張與外國勢力滲透的深層恐懼。
社會撕裂與滅共浪潮
尹錫悅的反共宣言在韓國社會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調查，高達97%的韓國人對中國持負面或非常負面看法，這一比例為全球最高。這種反華情緒的根源可追溯至2016年「薩德事件」，當時中國對韓國部署美國反導系統採取經濟報復措施，在韓國民眾心中種下對中國的負面印象。
在首爾街頭，從明洞到大林洞，「釋放尹錫悅」、「消滅共產黨」的標語隨處可見。2025年9月28日，多個保守團體在首爾站前集會，示威者手持韓國與美國國旗，高喊反共口號，將尹錫悅的遭遇與韓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威脅緊密聯繫。現任總統李在明批評這類反中示威「充斥褻瀆與仇恨言論，已超越言論自由範疇」，反而被保守派解讀為政府「軟弱」的證據。
間諜法爭議
尹錫悅在獄中聲明特別點名的「間諜法修訂」問題，預示這將成為未來韓國政治博弈的關鍵戰場。目前韓國《國家保安法》主要針對為北韓從事間諜活動的行為，對其他外國勢力（尤其是中國）相關情報活動的處罰較為有限。
保守派認為，在美中競爭及情報戰升溫背景下，擴大間諜法適用範圍是「補上國家安全黑洞」的必要之舉。進步派與人權團體則擔心，這可能重蹈《國家保安法》在威權時期被濫用打壓異議的覆轍。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護公民自由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檢驗韓國民主成熟度的重要試金石。
韓國內政動盪讓國際社會格外關注。尹錫悅在任內採取「親美日、遠中朝」路線，大力推動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隨著他身陷囹圄，這條外交路線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華盛頓雖在公開場合強調尊重韓國司法，但私下無疑擔憂韓國政局不穩將削弱印太地區的聯盟力量。
圍繞尹錫悅案，韓國社會形成了兩個幾乎平行的世界觀。支持司法行動者認為，這是法治成熟的必經之路。他們指出，在和平時期動用軍隊包圍國會、封鎖媒體，觸犯了民主社會的底線。如果對此予以寬容，等於為未來掌權者提供「政治瓶頸時可訴諸武力」的危險示範。將前總統關押在普通牢房，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體現。
批判司法行動者則主張，這是政治鬥爭的延長賽。他們指出，韓國歷任總統幾乎都在卸任後面臨司法調查，已形成「政權輪替等於司法清算」的惡性循環。在高度極化的環境中，死刑這樣的終極刑罰極易被解讀為政治訊號，而非純粹的法理判斷。
隨著2月19日內亂案判決日期的臨近，韓國社會面臨著幾個關鍵問題：法院會否採納死刑求刑？內亂首謀罪如何被具體界定？這將如何重塑韓國的司法慣例與政治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