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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26年2月20日訊】【按：河南衛視春節晚會被斷播後，挂出八個字「長夜終燼，山河月明」，頗為大氣，一部中原史，大氣之餘，皆為苦難，洪水飢荒，黃土攪拌血肉，六〇年餓死幾千萬農民，發生在糧食豐收年景，只因「領袖」熱昏、瞎指揮，當年」信陽事件」，村子裡斷糧八十天，而救災的糧食車皮在京廣線上一字排開，也有汽車運輸能力，就是沒有道路通到村子裡，一些村子易子相食，人也死光光、絕戶幾何，最後記帳到「地富反壞」；共產黨裡出了個焦裕祿，為救民水火而累死，好人政治到胡耀邦，活活氣死；而「鄧改革」卻在中原釀成血禍，中原人趙紫陽也做到了總書記，卻是幽禁至死，好個「長夜終燼」！】
一、漫說中原
河南人最愛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種文化優越感。潼關以西，黃淮之間的這塊黃土，當真是隨地一腳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陽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馬寺是亞洲大陸的佛教「祖廷」，那一帶的農地至今還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產田」，一犁耙下去興許就掘出個武則天朝的熏爐來；東邊的鞏縣埋著北宋七帝八陵，往東南走是武林勝地嵩山少林寺，再往東就是開封，那個「水滸傳」和「清明上河圖」裡的京師汴梁，如此等等，在歷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還要往西邊的長安咸陽讓一分，便睨視天下，連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裡的。雖然近代以來中原極度衰落，但那種以古老悠久為榮的心態還在。
中原本來極富饒，哺育了一個最長久的文明之後，只剩下脊薄黃土。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種「耗竭式」的資源利用模式，使中國從十五世紀就開始了能源危機，富比羅馬帝國的北宋，中國經濟已達峰顛卻不可能邁進現代經濟的門檻，最大的障隘是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留在這塊黃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隨著物化了的文物古蹟和傳統虛榮，卻注定要挨貧受窮。加之「中原乃兵家必爭之地」，本世紀以來烽火頻仍，盜賊蜂起，各種戰禍蹂躪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說自己的家園是所謂「水、旱、蝗、湯」的苦境，那「湯」是指駐紮中原的湯恩伯部隊。這四個字，到1949年以後，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謊、黨」。
二、萬塚千塋是百姓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一次大飢荒餓死的人數，至今還是一個謎，官方羞羞答答似乎承認兩千萬，民間有四千萬和八千萬兩個說法。這是頗具象征性意義的一個當代中國迷思：我不明白，在不搞清這個數字之前，那些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成敗、中共製度建設的意義、毛澤東功罪等等大問題的討論研究（包括西方學院裡的漢學界），還有什麼事實基礎可言？假如我們抹去納粹滅絕營殺死六百萬猶太人這個數字，那麼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基準線會不會坍塌、而人類的精神及思想還有何種新的積累？
現代社會的第一個基礎支撐就是數字，數字化的可能才是現代化的可能－－不僅是人均GDP計算的可能，也是計算體制誤錯的可能，而中國現今這半個世紀，一直處在一個數字被矇蔽的羞辱之下。這個矇蔽其實就是朦昧，因為八億中國人（五十年代的人口）裡，七億人無法對另外一個億里面的數以千萬計的餓魂負責，這種負責簡單地說就是把數字弄準確，再問一問究竟該誰來負責，這是起碼的文明，不問或問不了，則這個民族離未開化並不太遠。
於是文明裡面有人來問了，Hungry Ghosts（Mao'Secret Famine,Mirror Books）講的是「中國餓鬼」，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先生是英國記者，閱讀他對東方一次大飢荒的採訪、考證、梳理，讓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他的訓練有素，而是文明人的一種態度。
其實我知道，在中國民間，很早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調查六零年的大飢荒，但那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底層的努力，常常被強大而無孔不入的體制輕易就粉碎了，所以幾十年來都不可能有調查和研究成果浮現，一位著名的民間研究者丁抒的《人禍》，也是到海外才發表的，由此可以想見一個外國記者來做此事的艱辛程度。八十年代初我亦曾涉足這個領域，起因於偶然得見關於信陽事件的幾份黨內秘密文件，旋而試圖實地察訪，卻發現處處諱莫如深，視為禁臠，無奈之下我將其束之高閣，幾年後撰寫《烏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廬山之夏》，二十五萬字一路寫來，行文至結尾處，描述那個神仙會之後的全國大熱昏乃至大飢荒，其中有河南慘狀之四頁文字，就是以這幾個秘密文件的內容敷衍而成。
1、中央處理的惟一地方飢荒事件
貝克的著述蒐集研究的大量飢荒資料中也有黨內秘密文件，但似乎未見過我遇到的這幾份－－這大概是一組文件：主件是河南省委報給中央的《關於堅決糾正錯誤，端正政策，轉變作風，徹底扭轉局面，爭取農業豐收的報告》（修改稿）；附件有三個，陶鑄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講話、關於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處理意見、關於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的處理意見。若問這場大災難還會留下什麼確鑿證據，大概只有這幾件書面文字了；若問數百萬條人命的喪失為什麼沒留下任何民間記載而只有黨內文件，則要究問那種特殊的極權社會形態了；若問大飢荒的善後為什麼是一堆報告、講話、處理意見，那就是我至今還有興趣的一個問題：中共對飢荒的處理模式，生動地映射了它的制度性格，後者恰又是釀成飢荒的淵藪。
河南信陽事件在全國大飢荒中的位置之所以突出，是因為它對毛澤東的「奇理斯瑪」（魅力領袖）熱昏，當頭潑去第一盆冷水，乃是大躍進冷卻的一個轉捩點，此其一；劉少奇周恩來等所謂「法理型」領袖，藉此逼退老毛，以查辦信陽事件而出臺一套救災模式，並啟動了調整方針，此其二。大飢荒雖是全國性的，但中央出面處理的地方性飢餓事件，河南信陽可能是唯一的，其不了了之的結局，又顯示即使在毛澤東自認犯了錯誤（六二年七千人大會）的境況下，黨內糾錯的可能性依然是杯水車薪，徒勞一場，甚至，根據南京大學高華的分析（《大災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劉周等的此次糾錯，恰是毛澤東後來搞「四清」以至「文革」的誘因，則梳理出權力博弈的最壞選項：在毛澤東的獨裁之下，糾錯的效果是導致更大災難。這種選項，後來也為鄧小平所繼承，即改革路向最終選擇了下下策。
信陽事件的幾個文件的產生背景，也一片迷濛。大致來說，就是飢荒、隱瞞、調查、匯報、決策、救災、工作組進駐整頓、清算處理等等，一個典型的共產黨程式。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陶鑄講話，已是尾聲，若倒推回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閉幕，約一年半時間內，中國就死掉了幾千萬人，那麼需要後人檢視的，就不只是導致大飢荒的制度因由，更是一個制度的救災（緊急動員）能力，以及它的拯救衝動首先是老百姓還是制度本身。
2、將大飢荒罪責推給「階級敵人」
出了天大的事情，誰的責任？中共拿下江山不過十年，此刻卻憑空又跳出來非常陰險的一個「階級敵人」，請看河南省委當時給中央的那份報告怎麼說：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年春季，以信陽地區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區出現了大不好形勢，發生了極端嚴重的情況。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階級敵人利用兩年來災荒所造成的困難，利用省委常委在執行政策上‘左’傾冒險的錯誤，用打進來、拉過去的陰謀手段，實行反革命復辟，篡奪了一部分縣、社、隊的領導權，向貧下中農進行最殘酷的絕望性的階級報復。在這樣的地區，組織大多數爛掉了，階級鬥爭最激烈複雜尖銳，一時敵我矛盾佔居了主導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恨，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階級敵人破壞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毀滅人上，他們用種種最殘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餓死、打死，其狀之慘事難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蕪，農具大量損失，房屋被扒毀很多，有的地區（如信陽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陽、息縣等地）所遭受的損失，是毀滅性的災難。’
所以黨內鬥爭雖殘酷又常淪為兒戲。河南省委舍卒保車，拿一個縣委書記的人頭和一個地委書記的黨籍向中央作交代，惹劉少奇大怒，他主持罷免了一批餓死人嚴重省份的省委第一書記，如河南吳芝圃、山東舒同、甘肅張仲良、青海高峰等，也打算逮捕法辦一批地縣幹部，以挽回共產黨的威信，可老毛那頭不舒服了，竟以中央名義表示：‘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陶鑄王任重在河南，也是「風聲大，雨點小」，起初給事件定性很重，對死了上百萬人非常震驚，多次講過不殺幾個幹部不足以平民憤，也內定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判處死刑、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判處死緩，工作組並對這兩人罪行詳細取證，形成文件，但是到六一年四月間，調子就漸漸降低了，先是陶鑄不讓下面再報死亡數字，說再這樣統計下去，對整個黨的威信和形象越來越不利；接著他就不讓大家再提廬山會議以後的問題，說他同劉少奇通了電話：‘少奇同志提醒我們，廬山會議是一個界限，不能因為出了信陽事件，就否定廬山會議的正確路線’。後來陶鑄的幾次講話，明顯地為吳芝圃開脫。
毛澤東強逼幾億中國人跟他玩「共產主義」大實驗，後來搞砸了，劉少奇隊以務實救急，此務實的精髓也在「救百姓才能救黨」，所以「法理型」通曉權力勝於「魅力型」，但並未進步一寸；後來老毛又強逼全黨跟他玩「文革」大實驗，也搞砸了又有鄧小平救急，這回便是「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他們就會擁護我們」，此「改革」無非劉少奇救災的翻版而已，但這個黨只要活過來，天下依然難過，於是八九血光之災以降，中國雖經濟騰飛，卻是香港政論家陶傑所說的「血肉盛世」：
‘聖誕樹是中國製造的，買來一棵，擱在客廳的一角，綵球、電燈泡、小手杖，一棵聖誕樹亮晶晶，細看下來，聖誕樹上掛著的，是河南民工的斷臂、髑髏和手指。’
這倒叫人想起鄧小平另一句話來：‘只要他們日子過好了，就會忘掉一切的。’
他實在沒有把中國人當人看，而這個黨的存活所需要點熬的，不是天然氣，也不是石油，而是民脂民膏。
三、清官聖賢之哀絕
1、中國人相通道義嗎？
我們都在海外爭睹「菊豆」的時候，大陸裡面卻在被另一部電影「焦裕祿」所震動。據說，老百姓給衙門裡的官兒們寄去許多電影票，那意思是很明顯的。大陸人習慣於請出好人的亡靈去譴責惡勢力，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六四」殺得這麼慘，過後他們依然這麼做。我不知道，是人們被壓得只有這樣來表示抗議，還是他們真的仍然相通道義的力量?
如今四十歲左右的大陸人，都記得起焦裕祿這個名字。我一直覺得他和雷鋒不同，雖然他倆並列為大陸共產主義的人格楷模。但焦裕碌的名字是同中國農民「解放後」的苦難聯繫在一起的。今天，我們可以嘲弄共產黨那種「樹典型」的做法，卻不能嘲弄這種苦難。焦裕祿也不像雷鋒那樣虛偽，把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天天記在日記裡，好像是在自己「樹」自己的典型。焦裕祿是死了幾年後才被「樹」起來的。
焦裕祿的故事發生在河南。那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清官故事，只不過重演於共產制度之下。記得1965年春天，中國人都可以收聽到廣播裡的長篇報導《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人們都聽得淚流滿面。那年我才十五歲，從小長在都市裡，壓根不知道農民長得什麼樣，當然也不知道農村的幹部長得什麼樣。我甚至從來沒有見過討飯的叫花子。焦裕祿的故事，他那為解救蘭考農民倒懸於水火之中而死的精神，確乎是動天地、泣鬼神的。奇怪的是，我們那時只會驚嘆共產黨裡有這麼好的幹部，卻決不會去想一想，中國農民為什麼會落入這般絕境?
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焦裕祿故事發生的背景。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代，河南是全國搞合作化、放高產衛星、強迫高徵購最瘋狂的一省，因而也是在後來的大飢荒中餓死人最慘的地方。豫東蘭考一帶，本是水澇、鹽鹼肆虐的黃氾區，大躍進的後果對這裡是摧毀性的。1961年河南信陽事件暴露，中共中央撤換了包括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內的各級幹部。焦裕祿就是在這時，從洛陽礦山機器廠被派到蘭考當縣委書記的。那時有一大批幹部被派到農村去救災，焦裕祿兩年後累死在蘭考。但他的故事，外面無人知曉。碰巧當時有一位被劃為右派的新華社記者，下放在蘭考勞改，已經病得奄奄一息，被當地農民救活。是農民們求他一定要把焦裕祿寫出來。然而，焦裕祿的故事到了北京，正好給共產黨「雪裡送碳」。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這個政權同農民的矛盾需要化解。共產黨此時太需要一個為民鞠躬盡瘁的清官形象了。據說，那位記者的原稿，把蘭考慘烈的災況，和農民對焦裕祿個人的懷念，寫得淋瀝盡致，後來都被刪掉，只突出黨的英明和毛澤東的偉大。其實相反，共產黨和毛澤東倒是應當感謝焦裕祿和那位記者的。
2、清官的極限
後來我常想，有焦裕祿這樣的清官，中國農民會不會過得好一些呢?
焦裕祿是五十年代那種比較正派、純樸的共產黨幹部。他有側隱之心，他也認蘭考的百姓為自己的父母。這是中國傳統下層官吏的基本品格。焦裕祿到蘭考後，勸阻外出逃荒的農民，組織他們治理鹽鹼地；他還給蘭考引進泡桐樹，既可壓沙，又能給農民換一點收入。焦裕祿的確做到了把農民從死亡邊緣救回來，為此他自己給活活累死。然而，這也是焦裕祿這樣的清官，在那種制度下所能做的極限了。他死後，特別是他被樹為全國典型以後，蘭考的知名度爆脹，中國無人不曉，但它依然是河南最窮最苦的地方，農民依然是一年只有半年糧，這半年糧還都是紅薯。與焦裕祿的蘭考一樣出名的，是蘭考的討飯人，遍佈中原一帶。
時隔二十多年後，1989年初，我為拍《河殤》的續集，專程到蘭考去尋訪焦裕祿的小兒子。他如今是那裡一個鄉的副鄉長。他領我們的攝製組去憑弔他父親的陵墓，那是一座與破爛的蘭考縣城極不相稱的大建築，冷冷清清，門可羅雀。就在父親的墓前，他對我說，他的父親雖然賠上了一條命，卻沒能使蘭考擺脫貧困。父親死後，蘭考人還是在窮窩裡打滾。只有實行包產到戶，把土地還給農民以後，蘭考才漸漸富起來。可是，農民同幹部的關係，卻越來越緊張。如今他當了幹部才知道，他們每年要從農民手裡拿走多少東西。農民說，你們同我們的關係就是三句話：要糧、要錢、要命（計畫生育）。他說，如今當共產黨的幹部真難哪!
那次去蘭考，我還碰到現任的縣委書記。這人和焦裕祿是同時代的幹部，在河南也是一個很出名的、肯替老百姓辦事的父母官。我們喝幾盅酒後，他微有醉意地說：「我1948年南下到河南，辛辛苦苦幹了四十年，給老百姓辦了一些好事，也辦過一些壞事。五八年大躍進時，我在長葛當縣委書記，搞虛報產量、放衛星很積極，結果餓死了十幾萬人，我差點兒去坐牢……。」
我想，焦裕祿那時幸虧在工廠裡當幹部，如果他也是一個縣委書記，誰能保證他不會餓死一些農民呢？要知道，1959—1960年，河南全省餓死了780萬人，又有哪個縣委書記當得了清官？在這種制度下做官，心腸好很難得；可有那麼幾個好人清官，還是無力回天。我們後來不是有了胡耀邦這樣的大好人、而且還當了總書記嗎？他的結局是被活活氣死。
從今天來看，焦裕祿的「典型意義」恐怕正在這裡。
3、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焦裕祿被樹為典型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毛澤東剛剛利用了一個清官的故事，現在卻要批判清官思想了。「文革」直接發端於關於清官的一場爭論：吳晗寫的《海瑞罷官》，至今我們不知道這位明史專家寫海瑞是不是在替彭德懷鳴冤，但毛澤東卻非常敏感地認為，寫海瑞罵萬曆皇帝，就是影射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罵他。然而，文革後黨中央給吳晗平反，卻不敢說吳晗就是為彭德懷叫屈，因為那有「投鼠忌器」之嫌。
傳統中國政治一直有清官的風氣。這不僅在於士大夫的理想是道德治國，他們的力量來源於他們的道德勇氣，還在於民間是認同官場裡的這股清流的。至少，它是對腐敗了的皇權和吏治的一種制衡和化解。近百年來，中國的傳統政治一直在瓦解之中。皇權被強人政治所取代，極權傾向有過之而無不及，吏治的腐敗便像癌症一樣無可療救，清流早已風流雲散。
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它既摧毀了傳統政治框架，也不會導向民主政治。毛澤東對新中國政體的設計，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他接受列寧的國家學說而剔除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他也接受傳統政治的「家天下」而剔除清官政治。現代中國政治是一個大怪胎。
共產黨的幹部，本來就沒有古代士大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勇氣，傳統社會那種「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觀念又極淡薄，僅有的那點良知和不忍之心，也在殘酷的政治運動中漸漸被摧毀。特別是經過「文革」，嘗受了失去權力的恐怖和痛苦，大大小小的幹部，上至鄧小平和共和國大老們，下至摘掉「走資派」帽子的老幹部，和靠年輕化政策坐火箭上來的新貴們，都會有一種對權力「過期作廢」的恐懼，由此產生掠奪性的「仕途經濟」。這樣的吏治，只能是絕對的腐敗，如今共產黨想治理也治理不了。如果有人向他們建議，是否可以採取西方分權、制衡的辦法以遏制腐敗，他們就疑心你要奪他們用槍桿子打出的天下，他們就毫不客氣地用坦克、機槍來消滅你。由此看來，這個政權只能眼看它在腐敗昏聵中自殺，即古人所云「滅秦者，非六國也，秦也」。對此我們大概不必抱什麼其他幻想。
我倒在想以後中國的治理。我們似乎也不能太迷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把它設想得那麼完美，彷彿在中國老人們謝世後將這一套搬到中國了事。
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不是靠一些西方式的民主程序就能調理好的。這一點，我們從海外的民運操作中已經窺其端倪。為官者沒有道德感和廉恥之心，專講中國式的黑厚學，什麼完美的制度能奈何得了他？
在這裡，我倒相信人的品質比制度更要緊。共產黨不准中國人談論西方的三權分立，毛澤東又批倒了傳統的清官觀念，前些年我們也彷彿接受了毛留下的這份思想遺產，反傳統總忘不了捎上一句兩句「中國人沒有民主傳統，只有清天意識」、「為民作主不是民主，只是清官思想」等等，彷彿「為民作主」比共產黨的專政還可惡，彷彿批掉清官就不會有貪官了。
這幾年大陸官場裡的腐敗讓我覺得，在我們還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之前，又讓當官兒的連清官也不必去做，他們可樂得只跟我們耍黑厚學了。
老百性比我們要實際。他們化錢買了電影票，請當官兒的去看《焦裕祿》，這真比我們高喊兩句「民主」更讓共產黨難受。
四、垮壩
洪災總是冷不丁又降臨中原，「現代化」一眨眼就被沖得精光，就像「盛世」泡了湯。「七五八」信陽兩座大壩坍塌，人們會想一想這些洪水之間的因緣。
滿街飄蕩的烙餅香味兒，也把一九七五年夏天，烙進我的記憶裡。在河南省會鄭州的大街小巷，人們搭起無數臨時爐灶趕製烙餅，一種救災的全民式動員。七五年尚在文革中，但毛澤東又啟用了鄧小平，於是騷亂將將止息，政府的功能在復甦中。我是省報一個跑農村的小記者，從豫北清涼的太行山區趕回來談稿子，一進編輯部便聽說南邊有兩座大水庫垮壩了。
省城裡說垮壩談虎色變，說從水庫裡蛟龍般逸出十來米高一個直立如壁的水頭，一路橫掃而去，把京廣鐵路都擰成了麻花。莊戶人都在夢鄉里淹進澤國。鳳凰網副總裁喬海燕，當年正身處洪河上游石漫灘水庫十幾米遠，三十五年後他回憶道：
‘從水庫裡泄下的洪水，簡直是一頭暴怒的猛獸！四億立方米的水在兩三個鐘頭內全部泄盡，那種驚人的衝擊力和毀滅性，絕非人間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激流先是朝北，順著往下游衝撞，浪頭有十幾米高，一路奔騰咆哮，肆無忌憚的撕裂、吞沒著一切。衝到距舞陽縣不遠的一處高地，旋即掉頭向東，留下一個湍急的漩渦掃蕩四周。掉頭的大水繼續向東狂奔，一直衝到京廣鐵路，與板橋水庫決口的洪水匯合，形成汪洋。幾個老百姓對我形容垮壩那一刻，「像天塌了一樣！」，「從來沒有聽過那聲響，大，嚇死了人，滿世界的轟響，響著響著，轟！一聲，啥都不知道了，等你醒過，在樹窠杈上擔著呢」。’
當時就有六萬人攀在樹上，堪稱一個世界奇觀。32個縣、347個公社、1800多萬畝耕地，一片汪洋；二百萬人困在壩上、堤上、房上、筏上……中央慰問團團長紀登奎乘一架米—8直升機飛臨災區上空，隨行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從空中描述：
‘俯瞰遼闊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綠黝黝的莊稼不見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猶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邊。午陽、西平、遂平、上蔡、平興、汝南等大部分縣城都已經泡在水中，高大的煙囪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勢較高的地方和沒被完全淹沒的房頂上站著許多人……村莊的房屋和田野的莊稼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了，偶爾看到一些大樹枝頭還露在水面上……。’
1、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
這就猶如一場長江洪峰氾濫到了人口稠密的豫南。汝河上游也垮掉的另一座板橋水庫，庫容是五億立方米，潰壩流量達到７８２００立方米／秒，二十多年後據水利學家王維洛計算，這流量超過了長江宜昌站實際測到的歷史最大洪水量。據倖存者回憶，夜幕裡天上一道閃電，一串炸雷，暴漲的水庫陡然萎癟，幾億方庫水滾滾下泄，有一個聲音喊道：「出蛟了！」
那一次豫南同時垮壩的共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庫。紀登奎說：「兩個大型水庫和那麼多的中小型水庫垮壩，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整個事件在國際上被統稱為「板橋水庫潰壩事件」，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庫垮壩慘案，也是所謂「全球科技災害第一名「，或稱「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國際上著名的印度博怕爾化工廠泄毒事件和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才分別名列第二、第三。大自然與天文氣象導致的洪水威脅，在中國其實是超過六十年安瀾的，荒唐卻是「人定勝天」建造的水壩水庫之失控而釀成「人造洪水」，更荒唐還在於中國制度無問責機制，無論多少老百姓都是白死，而且是在閉關鎖國中庾死。
張廣友回憶，當時紀登奎就明令：「中央領導已經決定這次水災不作公開報導，不發消息，特別是災情不僅不作公開報導，而且還要保密。」文革後紀登奎又解釋過一次：「不叫公開報導是怕產生副作用，影響穩定；那個時候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重病期間，不讓公開報導，也是怕他們受刺激，內部報導也只能選擇極少量給他們看，這種內部報導不會給他們看的……。」
2、鄧小平心腸
究竟死了多少人？水利部至今謊稱「不超過一萬人」；但是一批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們揭露，「七五八」豫南垮壩，奪命２３萬人，等於另一次唐山大地震——一年後的幽燕陸沉，蒼龍死去，乃是驚天動地的，可憐此前中原洪水滔滔，竟被遺忘得無影無蹤。我仍依稀記得，甚至大水過後人們熱衷傳播的一個小道消息說的是，鄧小平由紀登奎陪同，坐直升機親臨災區上空，俯視豫南一片澤國，難過得掉眼淚。哪曉得紀登奎的長子紀坡民在2011年爆料，真相居然如此：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急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險情。紀登奎立即趕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他們決定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匯報，請求具體指示，因為鄧小平當時除了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利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
‘8月7日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裡打電話。鄧榕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挂斷了電話。
‘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瞭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家打麻將，一直打到8日清晨5點左右。’
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想像力，實在是貧乏得可憐，尤其是關於政治強人的心腸。人們至今也沒有發現，「七五八」豫南垮壩，對日後震動世界的「鄧小平時代」具有某種反諷的象徵性含義——鄧小平的執政，自始至終都頭上頂著一盆水，那盆水猶如達摩克利斯劍，他的傾覆乃是須臾間事。這是後毛時代中國政治永遠的宿命。「垮壩」的概念便從水利學延伸到政治學——以此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政治近二十年來的最高原則是「穩定」。
歷史的詭異又在，「豫南垮壩」雖不像「唐山地震」成為毛時代坍塌的神秘預兆，卻開啟了別一種「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當代中國的水利工程，從始至終都是一種政治決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禍殃子孫萬代。豫南屬於淮河流域，那裡的一次垮壩，驚動比鄰的黃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熱」，一路挺進到「高峽出平湖」的長江三峽大壩，也洞開了「南水北調」、開發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捲起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一股好大喜功——原來，「資源高消耗型」發展的「中國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壩。
五、八九驚天一炸
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四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發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衝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臺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1、「鋼鐵公司」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坊間皆知一個跟典故：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2、「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藉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麼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麼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麼？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麼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麼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3、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裡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臺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隻手有節奏地拍著沙發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瞭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麼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臺就是好貓；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帘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准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帘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份子簽名。
4、兩個「五一七家庭會議」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沈重地回到家裡。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陳一諮二十日上午去看鮑彤：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挂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5、紫陽風頭正健
趙紫陽為什麼做這個大動作？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游刃有餘，「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6、楊家將「玩火」的空間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瀋大海，卻仍可鉤瀋一二。
陳一諮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諮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迴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7、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勛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麼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係，聶徐兩帥皆不准，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裡瀋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衝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8、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記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裡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麼，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弔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裡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