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大廈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國情咨文。（圖片來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3月3日訊】美國最高法院於2026年2月20日，以6比3的投票結果，判決川普(特朗普)總統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征的「對等關稅」無效。這一判決的法理依據，有五個要點，但這些理由，基本上都站不住腳。
五個不具說服力的判決理由
1，課稅權屬於國會。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強調，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將徵稅與調整關稅的權力授予國會。
依據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1、3項，這是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對等關稅」無效的最強法源依據：「國會有權規定並徵收稅金、捐稅、關稅和消費稅...」的「徵稅權」，以及「國會有權規管與外國的貿易」的「貿易規管權」。換言之，最高法院採取「狹義解釋」的邏輯：既然憲法明文將「關稅」與「外國貿易規管」交給國會，行政機關（總統）除非得到國會明確且具體的授權，否則不能以「緊急權力」為由，自行發明新的稅種或稅率。
實際上，這是一種「只看憲法，不看法案」的「憲法獨眼龍主義」。美國自20世紀以來所有的貿易法案，並沒有把國會授權視為關稅執行的必要前提，而是看美國當時所處的現實情勢，甚至賦予總統很大的裁量權。
2，川普行政越權：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在多數意見書中指出，川普試圖跳過國會，單方面行使原本屬於立法機關的權力。
實際上，這個「川普試圖跳過國會」的說法是一種「意圖性判決」（Intentional Judgment），目的在削弱大法官主觀認定「川普強人政治」。羅伯茲的判決本質上是強制將川普拉回傳統的「官僚協商」與「立法遊說」框架中。這一方面擴大司法的自由心證權，但也意圖限制總統的行政裁量權。這說明瞭首席大法官羅伯茲還活在250年前「古典制衡主義」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種「司法傲慢」，我稱為「憲法基本教義派」，完全忽視了250年之後的2026年美國面臨的外部威脅。
3，關稅本質是「稅收」（Tax）。最高法院認定，關稅本質上是對進口商課徵的稅收，而非單純的貿易調節工具。
實際上，這種判決也是錯誤的。首先，進口規管權（regulate importation）當然包括關稅，其次，關稅本來就是為了改變市場價格、打擊歧視性貿易和不公平競爭，它是外交談判的籌碼，本質上就是「規管」的延伸。所以，所謂「非單純的貿易調節工具」，只是顯露大法官對國際政經情勢的無知，
4，白宮援引法律不當。川普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來實施這些對等關稅，但法院認為缺乏明確授權：IEEPA雖然允許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管制進口」（regulate importation），但法條中完全沒有提到「關稅」（tariff）和或「稅捐」（duties）等字眼。
這就是一種「法盲」─法律盲目─的書獃子觀點。只知「字眼」不知「情勢」的法匠。如果不能加征關稅，所謂的「管制」還管什麼？關稅本來就是管制的核心手段，不是額外的課稅項目。最高法院將關稅（terriffs）視為「收稅」，是最大的誤解。2026年的對等關稅，目的不是為了增加美國的財政收入（那只是副作用），而是為了強迫對方遵守貿易規則。法院卻把「關稅」看成了單純的財政行為，NO，不是，川普的關稅是一種「外交政策」。換言之，「管制進口」與「加征關稅」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但法院強行將其拆解，顯示這6名「法匠」，是用「18世紀的字典」來對抗「21世紀的經濟戰爭」。
5，行政部門過度演譯：判決書中提到，總統不能僅憑法條中「管制」與「進口」這兩個詞，就衍生出無限的課稅權，「這些詞承載不了這麼大的重量」。
這明顯又是一項「誤判」。不是川普過度演繹，而是最高法院「咬文嚼字」。川普的關稅是「有比例的」（proportional），不是「無限的課稅權」。
我對最高法院判決的10點批判
1，如果最高法院判決川普的對等關稅是「無效的」，但試圖以此判決來限制川普的關稅政策也是「無效的」，絲毫無損於川普的關稅政策。因為川普有太多「政策工具箱」來繼續執行關稅政策，所以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停賽」，而是「延長賽」
例如：
a，1930年《斯慕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其中338條款叫「歧視條款」，50%關稅起跳，可實施全面禁運，無需調查證明，沒有失效期。即使這一法案從未被執行，被稱為「沉睡法案」，但川普也可以「叫醒」這一法案。
b，1962年《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的232條款。
c，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包括301、201、122條款。
d，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e，2015年《貿易便捷化暨貿易執行法》（TFTEA）
以上任何一個法案，川普都可以信手捻來！對最高法院的「無效判決」進行「無效反制」
2，儘管「依法判決」是法院的職責，但是在當前全球貿易失衡與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關稅確實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重要的「防禦性武器」。最高法院僅僅執著於「程序合法性」，這是一種典型的「法盲」，缺乏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危機考量。
3，關稅是反制經濟威脅、保護本土產業鏈的國安工具，如果失去這項工具，美國國安將門戶大開。最高法院在強調立法權時，矯枉過正的壓抑了行政機關的「國安裁量權」，也忽視行政部門在面臨緊急狀態下的應變對策。
4，我贊成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的少數派意見，認為在「緊急狀態」下，總統應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5，判決本身產生了「法律的形式正義」與「國家的實質利益」之間的錯位。試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需要法律的程序正義」嗎？中共如果發動對臺戰爭，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同意嗎？所以，這項判決反映了美國憲政體制在應對現代高速地緣競爭時的「失能感」。判決本身阻礙了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應變能力。特別是面對集權高效、能迅速動員國家資源的競爭對手（如中國或俄羅斯）時，顯現出一種令人焦慮的「制度性遲滯」。
6，在現代地緣政治中，經濟制裁、關稅調整或產業補貼往往需要精確打擊且反應迅速。當最高法院判定川普的對等關稅無效，要求他必須回到國會進行立法程序時，這意味著政策將進入漫長的聽證會、遊說團體博弈與黨派拉鋸。在這段決策空窗期內，競爭對手可以迅速調整供應鏈、轉移資產或進行外交反制。這種「慢半拍」的節奏，在高速競爭中往往就是致命傷。
7，最高法院的判決是「自廢美國武功」。首先是行政權的自我束縛，當行政機關推出一項旨在應對外敵的國安政策時，第一時間面對的不是外國對手，而是國內受損利益團體的法律訴訟（如進口商對關稅的挑戰）；其次，「法治」成為對手的工具，競爭對手可以利用美國的司法透明度與程序正義，透過資助智庫、遊說團體或法律訴訟，從內部拖延美國的國防與經貿決策。
8，美國「戰略一致性」的崩塌。美國的政黨政治與分權體制，導致其政策缺乏長期性和連貫性。每四年一次的大選，加上法院對行政權的隨時修正，使得美國的全球盟友始終處於忐忑不安之中。
9，國安與法理的撕裂：即使行政機關認為這是國安急務，法院依然可以基於法理將其推翻。這種內部的不和諧，讓美國在面對象中國這種「舉國體制」的對手時，顯得像是一個「肢體不協調的巨人」。
10，我把美國最高法院稱為「最高法匠院」，他們寧可讓美國在貿易戰中失利，也不願讓總統獲得依據情勢判斷的關稅權。這種「程序上的潔癖」將轉化為「美國實力的流失」。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