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認為，事實上，鄧小平找耀邦談話，讓耀邦接中顧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胡耀邦換下來。（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按：趙紫陽用「大秘書長」來自嘲，點破80年代中國政壇的尷尬真相：他當上總書記，卻像個高級助理，為鄧小平和陳雲這些元老跑腿傳話，實權全在他們手裡。陳雲嚷著要開常委會，鄧小平一句「不開」，趙紫陽只能聳肩說：「我就是個大秘書長，你們倆商量好再通知我吧。」陳雲聽了，還喃喃重複這話，場面尷尬到極點。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下臺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鄧小平退休。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自己提出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獨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這個「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們的眾矢之的。這大概是陳丕顯在天津大講鄧小平是我黨領袖的原因。老人們不讓鄧小平退休，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在他們心目中有地位，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胡耀邦下臺的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及一些老人對胡耀邦完全喪失了信任。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二是胡耀邦對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
第一個問題，鄧小平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氾濫。鄧小平在反自由化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第一次是1981年批評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二次是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對思想戰線的批評材料不是來自胡耀邦，而是來自胡喬木和鄧力群。鄧一問，他們反映的確有其事。中間鄧讓胡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耀邦，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第一次是讓胡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有擴大化現象。搞了28天不了了之。本來就完了，鄧也覺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耀邦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
1984年12月，作協四大，在胡耀邦講話造成的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發洩了很多怨氣。作協選舉，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積極份子全部落選。一些黨內元老對此很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胡耀邦和胡啟立主持的。胡耀邦也就成了元老們不滿的對像。
1985年，鄧小平讓喬石給胡耀邦的傳話中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1985年在北戴河，在胡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趙紫陽對胡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胡同意了，但後來卻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後來趙紫陽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胡沒有回答趙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訪問，談話兩小時，並作錄音。在陸鏗的提問下，胡耀邦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寫了長達兩萬字的《胡耀邦訪問記》。在這篇訪問記中，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這篇訪問記傳到中央高層，引起了軒然大波。
1986年，楊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問趙紫陽：「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
從這時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實，由於老人們認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換下來。1986年春天，胡耀邦到趙紫陽家說，鄧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鄧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胡耀邦幹。胡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鄧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胡耀邦當時是接受的態度。胡耀邦還對趙紫陽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趙說：「我雖比你小几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槓槓的人(在60～70之間)，沒有你下臺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胡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趙說：「能否十三大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胡說：「這個意見好。」
趙紫陽認為，事實上，鄧小平找耀邦談話，讓耀邦接中顧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換下來，採取的是平穩過渡的方式。鄧是以年輕化的名義和他談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為年輕化，沒有理解鄧這次談話更深的含義。1987年1月耀邦下臺，這是必然的，由於陸鏗談話和學潮，老人們的決定提前了，形式也變了，由平穩過渡變為強迫他辭職。
趙紫陽事後對本書作者說：
小平本來對耀邦很好。鬧成這樣的結局是兩人的政見不一致。主要是對知識份子問題。從清除精神污染沿襲下來，到和陸鏗談話。和陸鏗談話是導火線。「八六」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小平和耀邦分手與和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小平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認為「六四」才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沒有經歷耀邦那麼長的過程。他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減少，最後完全不信任。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下臺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鄧小平退休。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自己提出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其它人都挽留，唯獨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這個「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們的眾矢之的。這大概是陳丕顯在天津大講鄧小平是我黨領袖的原因。老人們不讓鄧小平退休，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在他們心目中有地位，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1986年《深圳青年報》發了一篇《歡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層的強烈不滿。1986年12月，新華社社長穆青在國內工作會議上還說過這麼一段話：「這次中央講到，學生鬧事很值得反思。原來沒想到鬧得這麼大。為什麼?新聞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報》登出《歡迎鄧小平退休》的文章，還發了這篇文章的反應消息……」後來，《深圳青年報》被查封了。
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下臺和是否贊成鄧退休沒有關係，他在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說：「這不是小平讓耀邦下臺的根本原因。鄧沒有這麼狹隘，他還是偉大的嘛!」
這只是趙紫陽的個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臺與他贊成鄧退休有沒有關係?1986年5月，鄧小平同胡耀邦談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趙紫陽說的那一次，即鄧想通過緩和方式把胡換下來的那一次談話)，耀邦說：我已過70，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雲、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耀邦由衷地贊成(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注5，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45頁)。在那次「生活會」上，有人說胡耀邦「要擠小平下臺，有野心」。為此，胡耀邦多次辯解：「關於小平全下，我半下，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談話，當時很贊同。」
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犧牲品。他雖然名義上是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實際上他必須聽命於一批老人。這批老人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楊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窮等。這批老人中最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還有陳雲、李先念。鄧小平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鄧小平、陳雲看法一致，就定下來了。李先念的發言權僅次於陳雲。其它老人可以和鄧、陳交換意見，溝通信息，他們的意志以影響鄧小平、陳雲的方式來體現。身處第一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只是名義上的，他們是為這些老人辦事的(趙紫陽稱自己這個總書記是「大秘書長」)。如果他們使老人們稱心如意，他們的位子就可以坐穩。如果老人們不喜歡他們，隨時可以換下來。鄧小平和陳雲兩個人在改革問題上一個比較開放，一個比較保守，兩人的意見經常不一致，這使第一線的領導人更難了。這兩位老人都下能得罪，使得名義上的領導人處於「一僕二主」的困境。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談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難處境，他說：
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自言自語地重複我的話說：「大秘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紫陽只聽鄧的，不聽我的。」兩個人難辦，三個人更難辦了。
胡耀邦也說過：「常委會很少開(李銳問：為什麼不開?)。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我一年去一次陳家。」(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4期，第37頁)可見，胡耀邦當總書記時，和趙紫陽說的情況差不多。
從十二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況。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
外面傳說，十三大時議論萬里當總理，我不贊成，說我寧可讓李鵬當總理也不讓萬里當。這是胡說八道。耀邦下臺後沒有中常委，只有一個由我牽頭的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託「六人小組」，六人小組由薄一波同志牽頭。六人小組直接對小平負責。我這一層也在六人小組議論之列。常委名單中，除了後來定的五個人外，還有萬里和田紀雲。這兩個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組」在徵求老同志意見時，堅決反對萬里進常委。姚依林說：「萬里如果進常委，國家一旦有事，他就會帶頭起鬨。」陳雲也反對萬里進常委。「六人小組」向鄧匯報了這個意見，鄧才同意萬里不進常委。剩下田紀雲。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紀雲有什麼什麼問題。鄧小平說：「萬里不進常委了，又說田紀雲有什麼問題，這不一定是事實，但時間很緊了，田紀雲也下來吧!」這就定了五個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這一段情況有些我是從鄧那裡聽到的，有些是從薄一波那裡聽到的。傳說萬里當總理，實際上從來沒有這個說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下一屆總理必須比我年輕。萬不能進常委後，鄧曾和我交換過意見，讓萬里當人大委員長。鄧把這個想法告訴薄一波。「六人小組」也不贊成。這時鄧就找萬里談話，批評他：「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鄧要萬里挨門挨戶去訪問，作自我批評。萬里到我家來過一次，他說還去過宋任窮家。
人事安排鄧委託「六人小組」搞，不是鄧一個人定的。「六人小組」還要向陳雲匯報。
趙紫陽還說：
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裡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
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
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臺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臺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瞭解中國政治的人，不會相信耀邦下臺我起了作用。
趙紫陽說，老人政治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國家。這個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開國元勛」。建國以後，「開國元勛」就轉化為「鎮國公」、「護國公」，就會有「元老院」。「元老院」裡的「鎮國公」、「護國公」們，真正掌握著國家實際權力。他們中的多數人只會打仗，不會建設，所以還是「馬上治天下」，即靠鎮壓手段維持穩定。只要這些「鎮國公」、「護國公」健在，老人政治的狀況就不能改變，「革命黨」也就不可能轉變為「建設黨」。老人政治使得名義權力和實際權力分離，潛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危機一旦爆發，在第一線工作的名義領導人就是犧牲品。胡耀邦犧牲了，下一個該是趙紫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