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鶯、李貞秀的國籍爭議是中共故意留下的「衝突點」，旨在測試臺灣國安防線的底線，並作為中共外宣的素材。（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中共情報組織與間諜活動」是由前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將副局長翁衍慶所著，該著作在研究中共特務體系的圈子裡，被譽為「教科書級別」的解密之作。不同於外國學者從外部觀察，翁衍慶將軍憑藉其數十年的情報實戰經驗解析中共的特務治國。隨著2026年3月新北地檢署正式起訴徐春鶯，這份長達30多頁的起訴書，不僅揭開了一名「陸配楷模」的雙面人生，更完整勾勒出中共對臺「深度滲透、精準打擊」的指揮鏈。翁衍慶將軍在書中的分析也在徐春鶯案中得到了印證。
起訴書中提到的「民革」「民政」是什麼單位？
根據新北地檢署於2026年3月26日對徐春鶯發布的起訴書，可以看出中共對臺高度組織化的指揮鏈。起訴書中提到的兩大單位，其一是「民革上海市委祖統會」， 全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中共八大「民主黨派」之首，其核心任務就是對臺「策反與統戰」，核心成員多為當年「投共」或滯留大陸的KMT官員後代，其「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祖統會）是直接對接臺灣藍營政治人物、退將的「特種中介」。
從黨史資料看，民革成立於1948年，其歷史定位就是「承接三民主義正統」以分裂國民黨。現今「祖統會」延續此功能，利用上海作為兩岸交流窗口，對臺灣政商精英進行「入心」拉攏。據傳在一份流出的上海市統戰部會議記錄中，孫憲（民革上海副主任）曾提到：「我們的任務不是要消滅國民黨，而是要『重塑』國民黨，讓他們在臺灣內部的鬥爭中，自覺地朝著有利於『統一』的方向走。」這也與起訴書中所揭露的內容相吻合：該會副主任孫憲多次指示徐春鶯觀察臺灣政情，並由徐「偽造商務行程」掩護其入境，進而私下接觸臺灣軍政要員季麟連（現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等人。
起訴書中也提到了另一個單位「民政部兩岸婚姻家庭中心」，該單位則是中共利用婚姻紅利進行政治滲透的「前哨站」。這些組織都直屬中央統戰部。起訴書中揭露徐春鶯的上線孫憲（民革上海副主任），實際上是中共在臺布局的「高級操盤手」。中共利用婚姻紅利，將「陸配」群體組織化。民政部下屬的這個中心，表面上是服務機構，實則是「數據收集」與「政治動員」的基地。該中心主任楊文濤與國臺辦、統戰部體系重疊，其任務是監控陸配群體，並在選舉期間將其轉化為「第五縱隊」的投票部隊。
據起訴書附錄的通信對話證據披露，徐春鶯2023年之所以能迅速取得中國除籍文件，是孫憲動用「特種關係」特辦的，目的是讓她能合法登記民眾黨不分區，這在普通行政程序中是不可能的。
黨內也傳聞該中心與國安部（MSS）有數據共享協議。每一位申請除籍、回鄉證的陸配，其家屬在大陸的狀況、在臺的政治傾向，都被精密地建檔。徐春鶯能快速拿到除籍證明，就是「前哨站」啟動了特殊綠色通道，因為徐春鶯原本是被寄予厚望的「政治代理人」，目標是進入立法院核心（如國防委員會），一旦計畫失敗李貞秀就是徐春鶯指定的接班人，這也證實了中共統戰實際上是有一套完整的「梯隊計畫」。
然而，像孫憲這類人屬於「政治掮客型」間諜則不需要親自偷情報，他的任務是「建立關係網」。他指導徐春鶯如何接觸柯文哲、黃珊珊，這是在「布點」，等待2024、2026、2028這類關鍵時刻進行「精準爆破」。
翁衍慶在書中強調：「統戰即情報，情報為統戰服務。」 中共透過「以民掩官、以經促政」的手段，將行政機關轉化為情報前哨。翁衍慶分析： 中共擅長「群眾工作」，民政部此機構表面上是行政服務，實則是用於建立「人事情報檔案」（Biographic Intelligence）。
看中國問題專家明居正分析，徐春鶯案是典型的「組織戰」。中共已放棄早期的粗糙統戰，轉向「在地化」。起訴書揭示徐試圖動員立委推動「六改四」（陸配身分證取得年限縮短），正是利用臺灣法律漏洞進行「體制內革命」；而民革的「祖統會」就是典型的「組織滲透」，他們利用「血緣」和「歷史情懷」進行政治收買，讓臺灣政治人物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中共的代理人。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強調，徐春鶯案是「國安問題」而非「族群問題」。他分析，中共最卑劣的手法就是將其代理人隱藏在20萬陸配之中，一旦出事就煽動「歧視陸配」的對立。
事實上，徐春鶯本來就是中共駐臺的「觀察員」；從江啟臣接見香港民主人士，到臺灣選情的微觀變動，都在她的報告清單上。起訴書中並披露了徐春鶯與上線諸多私密對話，她亦曾向北京表忠稱：我不是藍的，更不是綠的，我是紅色的。徐春鶯也向中共彙報「國民黨不想統一」等情資，說明她即是中共的「政治耳目」。
在中共眼裡每個人都是「一粒沙」
「千粒沙」戰略是翁將軍書中的核心術語。中共不指望一個超級間諜偷走所有圖紙，而是讓一萬個不同的人每人帶回一塊碎片。這種「螞蟻搬家」式的情報活動，讓西方反情報機構防不勝防。
據海外媒體揭露，許多在海外光鮮亮麗的「僑領」，實際上在黨內都有對應的行政級別和情報任務。翁衍慶書中指出，中共最成功的間諜往往是以「熱心公益」或「同鄉服務」為掩護，而徐春鶯正是利用「臺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身份，長期與民政部、民革高層互動，徐的角色即「情報匯集點」，將臺灣內部的民意傾向與政黨動態即時傳回上海。
徐春鶯案證明了中共統戰部（UFWD）已從「地下」轉向「合法」。孫憲利用臺灣的民主自由，讓徐春鶯以「新住民代表」的身分進入體制，這是「利用民主摧毀民主」。據悉，孫憲在內部曾有一句名言：「我們要讓臺灣人覺得，選徐春鶯就是選多元文化，但實際上，選她就是選我們的『統戰指令』。」起訴書中並揭露孫憲曾傳達：「不管李貞秀能不能上任，動作一定要做，讓陸委會宣布其因國籍問題不能上任，然後再讓麥玉珍（編注：仍為中共指定人選）繼續」。
一旦代理人受阻時，立即啟動「歧視陸配」的政治動員，弱化臺灣政府的統治合法性。這亦是典型的「法律戰」與「輿論戰」。不管是徐春鶯還是其他中共代理人，中共不在乎是否真的當選，而是要在過程中利用其身分引發臺灣社會對立、衝撞臺灣憲政體制，並以此向國際宣傳「臺灣歧視陸配」。換言之，不管是李貞秀或任何一位陸配的國籍爭議都是中共故意留下的「衝突點」，旨在測試臺灣國安防線的底線，並作為中共外宣的素材。
起訴書中也提到的2800萬資金通過「民政部兩岸婚姻家庭中心」關聯的企業轉入，然而，這種錢在中共內部叫做「專項維穩經費（對臺部）」——翁衍慶將軍在書中的分析在徐春鶯案中完全得到了印證，表面上看似「單純的」民間交流，實是一個由民革上海市委指揮利用行政服務掩護，最終目標是為奪取臺灣立法權力的系統性間諜行動，以達到中共奪島並統治臺灣的狡詐目的。從國共內戰至今，中共對臺灣的組織滲透從未停歇，摧毀民主臺灣的野心從未消失，徐春鶯起訴書只是曝光了其中的局部面貌而已，望單純的臺灣民眾能從中驚醒、看穿謊言表象，認識到中共煽動臺灣寶島內亂的統戰陰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