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Li於六四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絕食。（（The Epochtimes Jian Liu提供）
【看中國2026年5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早已入籍加拿大的Tom 李是當年某政法大學學生、1989年學運參與者、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者。時值「六四事件」37週年前夕，他接受了《看中國》記者的專訪。讓我們從這位1989年學運親歷者的回憶中見證一段六四學運的真實歷史。
最初的訴求
1989年4月15號，胡耀邦去世了。之後的第三天，遊行的火焰就點燃了。4月17日，我們政法大學的學生是最早走出來悼念、遊行和請願的第一批。
當時學校不讓我們拿校旗，無奈我們就拿了法律系的系旗。所以當晚《美國之音》報導說「北京政法大學的法律系學生開始上街遊行」，其實不是只有法律系學生，而是包括我們大學各系的學生。
悼念隊伍沿途不停地呼喊要求民主、自由、反官倒和、反腐敗和為胡耀邦鳴不平等口號，到了天安門廣場之後，沿著廣場走了一圈，我肩扛著錄音機播放哀樂，一邊和大家一起呼喊口號。我們的口號是「要求法治、要求民主、反對官倒、新聞自由」，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訴求，是純粹而正當的一種民主訴求，提出的那些請願理由和訴求都是合理合法的，並沒有超出中國法律的範圍。
4．22日的胡耀邦先生追悼會卻遭到當局提起封鎖廣場，不許人民前往廣場追悼。北京各高校學生非常憤怒，在21日晚連夜提前到達廣場，我和同學忍著飢餓在廣場熬夜成功在第二天參加了追悼會，但會後學生書面提出的各種訴求卻遭到當局的無禮冷血拒絕，這下徹底激怒了學生，覺得這個政府完全無視民意，傲慢自大。當夜我就和幾百名同學徹夜堵在新華門外呼喊口號，呼籲李鵬出來與學生見面對話，回應訴求。但一腔熱血、滿腹愛國熱情卻遭到武警的毆打與暴力驅趕。
4．26《人民日報》社論與4．27大遊行
後來「4．26社論」出來了。那個時候政府對待學生遊行態度的巨變，大家非常氣憤。
官方把我們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我們明明是為了表達正常的公民民主訴求上街遊行，我們怎麼就變成動亂了呢？本來是正常的悼念活動，你把它定性成一個性質嚴重、不利於國家社會、違法亂紀的一種「反革命動亂」，大家實際上非常難以接受。
於是，大家開始遷怒《人民日報》，我和同學把當天印有社論的報紙全給燒了，從樓頂扔到樓下，有的將啤酒瓶砸碎表達氣憤。然後決定第二天就發起更大遊行。整個北京高校基本上都處在氣憤當中。由此可見，每次學生運動升級實際上都是政府拱起的火。
4月27號那天大遊行的規模非常壯大，各高校人數非常多。雖然有警察沿路多次設卡阻擋，但我估計他們背後接到指示，不能過於暴力衝突對抗，如果實在擋不住就要放開。所以我們學生每次用力沖的時候，警察就靠邊讓路了，我們成功走走停停地完成了大遊行，走完了整個二環路，行程大概有二、三十公里吧。
當時我們絕對沒想到共黨會這般反應，會這樣看待這場和平的學生運動，根本沒有到動亂的程度，他們也沒有必要做出那麼激烈的反應，一切都還在可以商討、可以對話的範圍。
5．13選擇絕食
4．27大遊行之後，政府象徵性地轉播了幾次對話會，但是都不成功。因為他們不承認「高自聯」的合法地位，不接受高自聯成員的提問，他們只允許官方的學生會代表參加對話。並且整個對話會是不讓學生自由發言的，他們只允許官方學生會代表提問，而不讓自由發言。
看到政府播放的這些虛情假意的對話，我們覺得受欺騙了：你根本不是正常的對話，你不想解決問題，完全就是一副居高臨下、漠視民意的官僚嘴臉。
後來趙紫陽發表講話，說「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我們覺得，你政府已經把這場悼念活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至今還沒有撤回結論呀。那你已經監控錄像、拍照留底，然後就可以事後抓人、秋後算賬嘛！我們覺得這場民主活動如果沒有任何正面結果就不能半途而廢，應該有更大更高能的行動，迫使當局改邪歸正。
這種情緒正在醞釀的時候，北大、清華率先在5月13號絕食了。當他們的絕食隊伍經過我們學校門口的時候，很多同學都加入同行了。
其實一開始我沒想參加，可我們班有幾個同學跟著去了，我們留在學校的同學一聽到就說：「哎呀，某某也去參加絕食了，這怎麼能行呢？絕食會有危險，會出人命的，沒必要用我們年輕的生命去跟流氓政府對抗。政府流氓，不講道理，漠視民意，我們怎麼還那麼真誠地要付出生命讓政府回心轉意？！完全沒必要，勸回來，我們用別的方法！」
於是，我們就衝出去狂追那個同學。半路追上的時候，可能受到現場氣氛的感染，我們反而也覺得就應該這樣去激烈抗爭，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下一代，我們大學生應該向死而生！結果，我們反而跟絕食隊伍一起，走到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了。
記者：你能描述一下當時的氣氛嗎？
當我們追到新街口時，現場的氣氛徹底感染了我們。
第一，市民非常熱心、熱情、善良。他們一直在路邊喊口號支持我們，說「大學生好樣的，支持你們，你們做得對！」；第二是用實際行動支持我們。他們在路邊免費擺放綠豆湯、茶水，還有包子、饅頭、點心，不斷塞給我們。
當時覺得受到了巨大的信任與鼓舞。我們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我們實現自己的理想，是為了人民的呼聲、人民的願望，這是一種強大的歷史責任感。大學生沒有後顧之憂，我們是沒有牽絆，沒有家庭責任，我們可以用年輕生命 嘗試去喚醒這個殘忍冷血的政府。至於說絕食傷害身體，在那個氣氛中根本不會想這些，反而義無反顧，這就是青春的熱情，青春的覺醒，覺得這種犧牲、這種奉獻都是值得的。
廣場上的百感交集與戈爾巴喬夫訪華
5月13號晚上7點鐘左右的黃昏中裡，我們走到了天安門廣場。
每個學校選擇了自己隊伍駐紮與插旗的位置，把校旗與橫幅搭起來，維持好秩序，我們政法大學的隊伍就規規矩矩地裹著軍大衣棉被坐在那裡開始絕食。絕食隊伍外圍有我們的糾察隊，防止外人混入搗亂，以免給警察造成抓捕的口實。
為什麼北京學生要在這個時候絕食？因為5月15號戈爾巴喬夫要來訪華。
我們決定用絕食這種方式佔領廣場，給政府施加壓力。你政府要接待戈爾巴喬夫，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閱兵式迎接重要國賓，那你就要提前和學生對話、解決問題，你不能再敷衍我們。如果你敷衍我們，重大的外交活動就要受到干擾而丟臉。
而且當時香港、歐美、日韓媒體都要提前來北京採訪報導，正好可以採訪我們的活動、報導我們的絕食抗爭。這樣就等於我們有了新聞報導的渠道，否則中共媒體是不會報導我們的示威活動。這也是當時高自聯或者學生組織團體決定這樣做給政府施壓的原因。
後半夜很冷，我們就把軍大衣裹緊，彼此依靠著取暖，也很餓很渴。那一夜其實根本沒有睡好，總是有各種新消息傳來，有噪音有廣播。人一會醒、一會眠，情緒很不穩定，一會興奮一會沮喪，百感交集。
到了14號凌晨，太陽升起來了，整個白天當局仍然沒有任何反應。當時我的心情是很絕望的，覺得這場絕食的抗爭可能不會有任何正面結果，可能沒有任何實質意義，政府可能根本不理會，如果真想解決問題就應該是今天，否則明天就是15號，戈爾巴喬夫馬上就要到了。
大概中午左右，一個背著相機的年輕人走過來到處拍照，突然他可能看到我絕食封口的布條上寫著「絕食、法大」。他就跟我說：「哎呦，麻煩你能不能坐高一點拍照？坐得太低我拍不到後面的背景。」我就把軍大衣墊高一點，坐在軍大衣上面，比別人高出一兩個頭，他就拍下了那張絕食特寫照片，背景裡剛剛好有天安門城樓。拍完他就離開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後來這張歷史照片流出，原來是拍攝者Jian Liu先生提供給一家海外獨立中文媒體。）
放棄絕食 轉入地下廣播站與戒嚴傳聞
到了15號早晨，我已經絕食一天半了。又餓又冷，情緒時刻處在激昂、痛苦、憤怒的波動中，肉體飢餓和思想痛苦的雙重絞殺下，令人更加絕望。
我和一個同學說：「覺得這樣絕食下去肯定沒必要了，這個政府不值得我們用絕食這種極端方式去抗爭，算了，放棄，咱們走吧。」
我們倆一旦走出絕食圈就不讓再回去絕食了。就決定到前門地鐵站那裡坐地鐵回學校去。當時真的很餓，很虛弱，就走到前門一家餃子館，老闆一看就說：「你們是絕食的學生嗎？來，免費！隨便吃，想吃什麼就做給你們吃。」市民真的很可愛，我們很感動，吃了點餃子，給老闆鞠躬道謝。
但是我們真的不想這樣絕食了。這個政府是流氓，我們沒有必要犧牲生命去做這種無用功。
從那天開始，我再也不絕食了。我回去參加了其他的活動。因為當時我們學校的校方廣播站已經被學生自治會接管了，就設在大學校門的門衛辦公室裡，搭建了我們自己的喇叭、電臺、放大器和話筒。兩個播音員，一個組稿人，而我就是那個組稿人——負責接稿、出稿、四處收集鄰校的傳單，把鄰校的稿件拿來播放，或者自己寫稿子宣揚民主自由的思想、揭露共黨的罪行、報導廣場和各地民主運動的時況。
那段時間，白天在廣播站工作，晚上在宿舍正常睡覺。
因為從外地來了很多學生參加廣場絕食和遊行，北京的學生和外地的學生就開始輪流活動，白天北京學生佔領廣場，晚上交給外地學生守廣場。
一直熬到了5月19號。我們在廣場上突然聽說軍隊要進城，要戒嚴，要清場了。看到廣場上空有軍用直升機飛過。有傳聞說政府要放瓦斯毒氣趕人，廣場絕食團就趕緊給大家發口罩、發水，把棉布或頭巾噴上水擋住口鼻。這時候指揮部命令立即停止絕食，大家都站起來準備抵抗。
結果軍隊被市民擋在了城外，沒能入城。停止絕食後，學生市民的抗議運動開始轉為市區的和平遊行抗議示威活動和。有時候我們坐上遊行示威的卡車環城遊行吶喊，我還在手腕上故意綁上自行車的鏈鎖，象徵著奴役的鐵鏈，然後舉過頭頂，在卡車上把它扯開，象徵我們掙脫中共奴役的鐵鏈、獲得重生的自由。這種與戒嚴部隊對峙的狀態一直持續到6月3號。
撤離北京：父親的五字電報
6月3號，我接到家裡發來的電報，上面就五個字：「父病危速歸」。
雖然父親一直有病，但為什麼突然給我發這種緊急電報？後來得知，原來6月3日上午，中共調東北野戰軍進京鎮壓學生的途中，路過我家鄉的一個士兵在郵局給他家人發電報，而我父親當時也在郵局寄信。
我父親就問那個士兵：「你知道去北京幹什麼嗎？」
士兵說：「去拉練。」
我父親說：「你們不是去拉練，是去鎮壓學生的。我問你，如果你的上級軍官命令你開槍，你會開槍嗎？」
那個士兵說：「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我只能服從，必須開槍。」
我父親聽完就明白了，馬上發電報「父病危速歸」。我父親隨後就看到浩浩蕩蕩的軍車、坦克一輛接一輛地從我家前面的國道上飛過去。他覺得大事不好，太可怕了，北京真的要鎮壓了。
由於當時天安門廣場主要是外地學生留守，北京市各高校的學生基本都回到學校進行校內民主抗議活動或去全國各地進行抗議宣傳活動。
大家當時都在等待6月20號萬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從加拿大訪問回國，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來解決李鵬違法發布、實施戒嚴令的罪行。我以為這期間會平靜一段時間，況且學校也一直沒有上課。
我接到電報後，就跟班長請假，回家看看父母。如果電報是假的，我馬上回來繼續參加抗議活動；如果是真的，我就留在家裡辦事。
當晚，我就去北京站趕7：30的火車。一進候車廳，我整個人都嚇呆了。候車廳裡坐滿了戴著綠油油鋼盔、穿著整齊深綠軍裝的士兵，一排一排地正襟危坐在候車長椅上，手裡端著全自動衝鋒槍，齊刷刷面無表情地目視前方。
我當時非常害怕，怕他們看出來我是逃離北京的大學生而把我抓起來。我盡量把學生證藏好，非常低調安靜地躲在角落裡，然後走在檢票隊伍中間直視前方，迅速通過兩旁軍人的陣列。檢票口旁邊也站著端槍的解放軍和檢票員，逐個查票、看學生證、核對照片，只有士兵點頭同意，檢票員才打卡放行。我盡量不看士兵，不亂說話，查看完我的學生證和照片後，終於給我打卡放行，我暗暗地長出了一口氣。當時火車對學生的免票乘坐的，候車大廳也只允許離京不許入京，只出不進。
上車之後，我一路都擔心，因為車上也有軍人陪著檢票員巡邏執勤。
而此時我的同學和廣場上的學生還蒙在鼓裡，不知道已經有這麼多軍隊通過火車站到了崗位。我多麼想飛到廣場通知學生市民軍人已經悄悄帶槍進城，埋伏在廣場四周了！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麼多軍人端槍在火車站候車大廳幹嘛？我一直暗暗默念祈禱著不要出大事，不要真的殺人。
我坐的是過夜的火車。這一夜，北京就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等我到了家，已經是6月4號早晨了。
思想的啟蒙與歷史的反思
6月4日上午回到家，我父親已經守在收音機旁偷聽敵臺。他告訴我：「你活著回來就好，北京開槍殺人了。」
於是，我們全家一起收聽各種敵臺：《美國之音》、日本NHK、英國BBC、莫斯科廣播電臺。當時的短波收音質量非常差，電波持續受中共干擾，只能斷斷續續、時大時小、時有時無地收聽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各種消息，我們把收音機天線搭在外邊的鐵絲做的晾衣繩上，放大增強電臺信號，這樣就聽得清晰些了。
當時我非常氣憤，跟父親說我一定要回京去，我的同學都在那裡生死不明，我不能待在家裡偷生。父親說先等一等，看後續情況怎麼發展再說。當晚，電視上新聞聯播裡杜憲、薛飛穿著黑衣播報六四屠殺的新聞，我就覺得大勢已去，我回不去了。官方很快開始通緝21名學生領袖，接著學校來信通知：停課，留在家裡，不要返校，等待通知。
那年整個夏天的三個多月時間裏，我一直在家裡聽《美國之音》等國外敵臺進一步瞭解這場屠殺的後續報導。得知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最終以悲劇收場，流的是學生的血、市民的淚。我對這個政府、對中國的民主之路感到非常痛心，也很氣憤。
記者問：八九學運和六四事件改變了你對共產黨的看法嗎？
實際上並不是這場運動和屠殺改變了我的思想。八九學運六四事件只是我思想長期轉變的結果，而不是起點。
在八九學運發生前的三年大學生活中，我們已經受到了各方面思想啟蒙的影響。
當時有很多反思文化、傳播民主自由的書籍和講座。比如《河殤》解說詞我都買來仔細讀；還有蘇曉康、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像《陰陽大裂變》《黃河大移民》，都深深影響了我們。我自己還買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仔細閱讀，以及美國大使館免費發放的關於美國建國理念、憲法、歷史文件的小冊子，都使我思想發生徹底改變。
在課堂上，我校很多青年教師就是很好的啟蒙者。包括現在《美國之音》工作的陳小平先生，當時就是我的憲法課講師。他在課堂上講中國憲法課，他把憲法裡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條一條批得體無完膚。在我們剛上大學的學生耳朵裡，這簡直是「驚天之雷」！覺得他太敢講了，也怕他給自己惹來大禍。但慢慢地，我們都接受了，意識到我們以前都被黨媽洗腦和欺騙了，老師講的才是正確的。
不單是法律學科，包括中國革命史的老師，都在課堂上跟我們講歷史真相。這些尊敬的大學老師從法律、人權、歷史的角度，讓我們看清了過去紅色歷史中的災難與罪惡，看清了沒有法治的社會裏人權會遭到多麼嚴重的踐踏。
六四之前，經過大學三年的洗禮，我們的思想與思維徹底改變了。我們已經不是剛入學時那個愛黨愛國的高中生了，我們變成了一個有法治精神、有人權意識、有民主追求、有自由觀念的新一代大學生，而不僅僅是象牙塔裡、書齋裡一心只讀偽史的書蟲。
所以，當胡耀邦去世的時候，我們勇敢地站出來，是為了把我們的思想化為行動。
我們那一批人，不是被動捲入這場民主運動，也不是官方所說的「受人矇蔽與利用」。我們都是非常清醒、徹底覺醒的一代人。我們自覺中國社會需要一場變革，這個荒謬絕倫的時代也應該徹底改變一下了，我們不甘心再成為黨的奴隸。
那個時候，我們每天都覺得自己在親眼見證歷史、改變歷史、創造歷史。確實，八十年代那個運動太棒了，非常偉大，也很難得，只可惜，最終被中共武力殘暴地鎮壓了，太可惜了，太遺憾了！
「八九·六四」不僅僅是一場年輕生命的悲劇，而是一場他們命運的預言，更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啟示錄。我們可以選擇向死而生，但他們卻只能等待滅亡，希望中國早日鳳凰涅磐，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