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親歷者李雙德於美國華盛頓六四37週年紀念活動上(李雙德提供）
【看中國2026年6月6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2026年6月4日，是八九天安門事件三十七週年紀念日。就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前後，《看中國》記者專訪了六四親歷者、人權律師李雙德。這位當年成都廣播電視大學大一學生，在37年後，以平靜而清晰的聲音，向世界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廣場上飛過頭頂的子彈、榴彈擊傷大腿的一瞬、北京市民冒死收留的溫情，以及此後漫長歲月裡與中共政權週旋的人生。
從成都出發 聲援北京
1989年春天，民主運動的浪潮席捲全國。李雙德當時是成都廣播電視大學政治歷史專業（師範類）大一學生。他回憶道，5月1日，成都的學生已經開始在人民南路廣場（即現在的天府廣場）組織遊行和靜坐，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
「當時我們學校來了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他來跟我們聯絡，我們學校是5月1號開始遊行示威，就是在成都人民南路廣場……然後聲援北京的學生。」李雙德說。
到了5月25日，李雙德與其他四五名來自不同大學的同學一道，從成都出發，乘火車北上。那是那個特殊年代特有的景象——火車上無需買票，凡是去北京聲援的學生，一律免費乘車。車廂裡有一批批趕赴北京的熱血青年。
抵達北京後，李雙德等人與外地高校赴京學生自治聯合會（外高聯）取得聯繫，被安排進駐天安門廣場。他們的日常生活——飲水、食物——都由北高聯統一分發。
「每天帶那個外賣、麵包和水都是外高聯分配給我們的。」
5月31日之後，局勢急速趨緊。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戒嚴部隊已奉命向北京推進。
廣場上的最後一夜
6月3日深夜，是李雙德記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時刻。
他回憶，那天晚上，戒嚴部隊已將天安門廣場團團包圍。廣場上除了學生，還有坦克和裝甲車。北京市民自發湧上街頭，試圖阻擋軍隊推進；有人從士兵手中奪下槍支，帶到廣場示眾。
「我看到北京市民開始抵擋軍燃，然後就是市民從軍人手上搶了槍支帶到了天安門廣場。」
與此同時，廣場上的學生對於是堅守還是撤退，意見並不統一。廣場指揮部內部爭論激烈。就在這個時候，劉曉波和臺灣歌手侯德健出現了。
「劉曉波還有侯德健來了，他們建議我們拿出去回到學校去堅持校園鬥爭……他和侯德健就主動去找戒嚴部隊進行談判，要求部隊給我們開一個口子，把我們放出去。」
談判結果帶回廣場：戒嚴部隊同意給學生留一條撤離的通道。廣場指揮部隨即通過喇叭呼籲大家表決——願意離開就喊「走」，願意繼續堅守就喊「留」。
「我在現場上聽到的聲音應該是‘留’的聲音更大，但是廣場指揮部認為'走'的聲音更大，要求各個學校整隊，和平徹底撤離。」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顆子彈打中了廣場指揮部的廣播喇叭。
「當時子彈是從我頭上飛過去的，把廣播打爛了。指揮部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指示出來。」
李雙德說，他當時就站在廣播喇叭的正下方。子彈貼著他的頭頂飛過，將喇叭打成碎片。
最終，學生是從坦克與裝甲車之間的縫隙中，艱難擠了出去。「我們是從裝甲車、軍車就是坦克的縫隙中，走了出去。」
被流彈擊傷 北京市民冒死搭救
撤出廣場後，外地學生紛紛趕往火車站，準備返回各自的城市。李雙德也上了火車，但火車還沒有開動，幾名來自北高聯的北京學生便登上車廂，一個車廂一個車廂地尋找外地學生負責人，邀請他們一同前往北京大學，商議下一步的"空校運動"——發動學生離開學校，進入工廠、農村，組織工人罷工、農民抗議。
李雙德隨隊下了火車。此後，這支二三十人的隊伍決定繞行小巷，以免在大街上與軍隊發生衝突。然而，方向走錯，他們意外地闖入了北京市區一處劇烈衝突的現場。
「當時到處都是槍聲，到處都是跑步的軍人……北京市民就用私家車阻擋軍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被一發流彈打傷。」
流彈擊中他的大腿。李雙德倒地之際，一名陌生的北京市民出現了，此人是一名工人。他將李雙德背到醫院，醫生檢查後告知：子彈從皮膚表面穿過，沒有留在肉裡，但不能住院——因為戒嚴部隊正在各大醫院搜捕受槍傷者。
「戒嚴部隊到醫院去抓捕受了槍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意連累他。」
李雙德接受了簡單的處理，隨後被這名工人背回家中，在他家中藏身養傷。他在北京這戶普通工人家庭裡躲了整整九天，直到6月13日才離開。
「6月13日才離開他家，因為此時整個北京市已經在開始搜捕，抓了很多學生。」
離開北京，李雙德沒有選擇從北京火車站直接乘車——據他提前探查的消息，北京火車站便衣密佈，危險極高。他改乘那名工人所在公司的通行車，先行抵達石家莊，再從石家莊購票，輾轉返回成都。
退學、進廠、重新高考
回到成都後，等待李雙德的是另一場磨難。
「回到學校，學校對我的處理是勸我主動退學。」
學校告知，若是被開除學籍，則永遠無法再參加高考；但若屬自動退學，日後仍可重考。李雙德選擇了自動退學，理由一欄寫的是"身體有病，不能完成學業"。
成都市教育局和勞動局隨即將一批被退學、被開除的學生統一安置，分配至四川省內燃機配件總廠當工人。這批人來自成都各大高校，有專科生、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共計三十餘人，到了工廠，身份統一變成了工人。
李雙德在那家隸屬四川省農機廳的工廠裡工作了兩年多。1992年，他重新參加高考，考取四川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法律專業，學習三年後畢業，此後開始了長達二十餘年的人權律師生涯。
二十年人權律師路
執業期間，李雙德專門代理政治敏感案件：法輪功學員案、政治異見人士案、家庭教會案，以及各類維權案件。由於代理對象被當局列為重點打壓對象，他的執業之路充滿風險。
他介紹，中國當局將社會上若干群體列為重點打壓的"黑五類"，其中包括：人權律師、政治異見人士、上訪民眾（訪民）、家庭教會成員，以及法輪功學員。
「人權律師是被中國認定的新黑五類之一。」
他直言，中國法律體系的核心問題，是缺乏獨立的司法。一切重大案件、敏感案件，最終都繞不開「政法委」這一黨政機構——由公安局局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和司法局局長組成，且通常由公安局局長兼任政法委書記，一些大案、要案都須由政法委"定調"，再交由各司法部門執行。
「在中國，大案、要案、政治案件、法輪功案件，甚至家庭教會的案子，都要看政治……所有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由於不向當事人收取費用，李雙德的生活來源主要依靠維權網的資助。他還多次以民間代表團成員身份，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參加針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審議工作。
2023年10月，李雙德離開中國，赴美國定居。
三十七年的管控與監視
在李雙德的描述中，六四之後的三十餘年，他從未有過真正的人身自由。
每逢六四前夕，他都會被公安機關"重點關照"。六四當天，他沒有行動自由，必須在派出所人員的視線範圍內，或被帶往農村"隔離"，以防止他與其他六四經歷者聚集紀念。
「凡是有六四經歷的人，在六四當天就會被以'陪同'的形式控制起來。」
他舉例說，2023年六四前夕，他正在南京旅遊，成都派出所便打來電話，詢問他是否自行返回成都，否則就通知南京警方——總之，六四當天他必須在當局的視線範圍之內。
這種管控一直持續到他2023年離開中國，年年如此，從未中斷。
恐懼的根源
李雙德認為，中共對六四的極度恐懼，根源在於這場鎮壓本身的性質。
「八九六四是一場和平的遊行示威，但其結果是調動正規軍進行暴力鎮壓。」
由於鎮壓造成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官方公布數字，真相始終是當局最不敢觸碰的禁區。李雙德確信天安門廣場上確有人遇難。他在成都期間，曾多次前往祭奠兩位遇難於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吳國峰和肖傑。每次祭奠，成都警方便出動武警，將參與者全部帶到派出所審查。
「六四在中國是一個禁區，誰也不能進行紀念，因為他們干了壞事，鎮壓了和平請願的學生，殺了很多人，他們要隱瞞數字。」
他說，正因如此，中國現在的年輕一代，很少有人真正瞭解1989年6月4日在中國發生了什麼。當局採取「遺忘政策」，通過封鎖信息、管控網際網路、禁止公開紀念等手段，系統性地抹去這段歷史。
香港曾是華人每年合法紀念六四的重要場所，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曾吸引數萬人參與。但自2020年反送中運動和香港國安法出臺後，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也被全面禁止。李雙德感慨：「現在能夠合法紀念六四，只能是在中共勢力範圍以外。」自來到美國後，他每年都會參加當地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不能遺忘這段歷史。」
責任追究與歷史清算
談到未來，李雙德明確表示，他反對單純祈求中共為六四"平反"。
「中共沒有能力、沒有資格平反六四。我們要求的是新的國家對他們進行清算。」
他認為，六四的決策責任，不能僅歸於某一個人，而是由當時參與決策的整個政治局集體承擔。鄧小平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在戒嚴令上簽字，沒有他的簽字，軍隊進不了北京；李鵬等人參與起草並推動了戒嚴決定。
「最終承擔責任的，除了李鵬，還有鄧小平……參與決策的人都要承擔。」
他同時指出，八九年至今已37年，當年執政者大多仍在世，責任人理應在未來新的政治架構下受到清算和追究。
對中共認識的徹底轉變
李雙德坦言，六四之前，他和許多學生一樣，對共產黨改革仍抱有一絲幻想，寄希望於開明領導人。六四之後，槍聲打碎了一切幻想。
「通過武力鎮壓和平請願，中共的本質已經暴露。它不是一個經選舉產生的合法政權，它是靠槍桿子、靠暴力取得政權、靠暴力維持運轉的。」
他也反思，中國人習慣於依附強權領袖，將民主憲政的希望寄託於某一個人身上，而非依靠集體努力。他舉例說，八九年後，人們寄希望於鄧小平是改革者；鄧小平令人失望後，又寄希望於其他領導人；習近平上臺初期，外界也曾對他抱有期望，直至他修改憲法謀求終身執政，幻想才徹底破滅。
「中國人沒有獨立性，總是想依附某一個強權，希望這個強權能夠帶給他們民主憲政。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民主憲政要靠我們大家去努力，而不是幻想捧一個槍手。」
海外華人的責任與中國的出路
對於海外華人的責任，李雙德認為首要一條，就是堅持紀念六四、留住記憶。
「紀念六四就是為了留住記憶。中共搞遺忘政策，導致很多事情真相大家都不知道。我們現在不是祈求他平反，我們只是留住記憶。」
他還提出，中國不同民族的訴求有所不同：漢族的訴求是民主憲政；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訴求，是民族獨立與建立新的國家。而要實現這些不同的目標，共同的前提是推翻中共。
談及中國的出路，他判斷：當前中國處於習近平圖謀武統臺灣的高壓階段，而國際社會不會允許這一結果發生。一旦武統失敗，中共政權將面臨崩潰，中國大陸可能最終分裂為若干國家，屆時方能真正實現人權與民主憲政。
三十七年過去了。那個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旁聽見子彈從頭頂飛過的大一學生，已成為一名在法庭上為政治異見人士辯護的律師，又成為一名流亡海外的見證者。他的身體和心靈，還留著1989年6月4日那枚榴彈劃過大腿的印記。
他希望看到劊子手被追責的一天。
「我們要留住記憶，告訴後來的人，沒過來的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在天安門，發生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