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2日上午，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在倫敦唐寧街10號外宣布辭職，結束了不到兩年的任期。他的任期以政策反覆無常和極低的民意支持率而聞名。(Henry NICHOLLS/AFP via Getty Images)
今天，英國首相斯塔莫引咎辭職。聽聞這個消息，我讓自己站在人類的殖民逆流及非文明倒灌的交叉點上，心中湧起一陣深沉的感慨與歷史的冷峻感。這不是英國政壇一次簡單的震盪或更迭，而是大不列顛過去十年系統性衰落的政治引爆點，更是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在經歷長期「殖民逆流」與「非文明倒灌」後，社會底層防禦本能的一次劇烈回彈。
雖然我曾準確警告過香港在所謂的回歸後，其自由、法制、社會體系都會逐漸被中共完全摧毀。但是，在2019年香港全面淪陷的痛楚中，我還是深感震撼。由此，我開始思考殖民逆流的議題。2023年，我曾經在推特空間主講過「全球化的誤區和惡果」，梳理了一下我的這個思考。到了2025年底，當我密切追蹤美國福利制度被特定群體蠶食的亂象時，我開始著手挖掘、梳理這股反文明的「逆流」是如何倒灌並逐漸拆散西方文明根基的。
今天，斯塔默的下臺，讓我再次將目光投注到英國，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身上。我認為，大英帝國不應被僅僅視為一個征服者，而應被視為現代文明的「總工程師」。英國在幾個世紀中輸出的不是簡單的統治，而是一整套低熵、高有序的社會運行架構及秩序。
但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特別是十幾年間，卻成為殖民逆流及非文明倒灌的窪地。今天，當斯塔默前首相哀傷謝幕時，這個過程以最殘酷又最生動的方式，投射給整個世界，引人思考。
一、現代文明總工程師：大英帝國的全球操作系統
今天引咎辭職的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已經是英國在過去十年從2016年至2026年所經歷的第6位首相。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溯這十年間唐寧街10號頻繁更迭的執政軌跡：從2016年7月大衛．卡梅倫因脫歐公投結果引咎辭職開始；到特蕾莎．梅因脫歐協議無法在議會通過而抱憾離去；再到鮑里斯．約翰遜在黨內醜聞壓力下被迫下臺；隨之迎來僅執政45天便倉皇辭職的利茲．特拉斯；繼而是裡希．蘇奈克在2024年7月的大選中慘敗給工黨；直至今日，基爾．斯塔莫以同樣的引咎辭職黯然謝幕。
這一驚人的更迭頻率，從英國政治頂層有力地佐證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全球化建制派精英已經無力守護英國的傳統。這十年間政壇劇烈動盪，領導人頻繁更迭，直接導致國家陷入嚴重的系統性內耗，喪失了長遠的戰略定力。
而這種頂層的頹唐與潰敗，不過是更深層系統性衰敗的冰山一角。要看清這一切，我們必須首先回望不列顛曾為人類奠定的那座無可逾越的制度豐碑。
在我的歷史坐標系中，大英帝國如果僅僅被視為一個靠堅船利炮掠奪、圈地的傳統征服者，那是對歷史淺薄的誤讀。它是人類現代文明的「總工程師」。不列顛當年在全球的擴張，本質上並非是帝國對領土的簡單吞併，而是一場跨越地緣的「系統裝機」。它輸出的是一整套高有序、低負熵的社會運行基座，將處於不同歷史進程中的地區，拉入到了現代文明的秩序之中。
大英帝國在數百年間，向全球強力輸出了重塑現代社會運轉的頂級軟體與硬體：
在軟體層面，它將程序正義與契約精神移植到全球。獨立司法、無罪推定、陪審團制度——普通法繫在世界範圍內的絕大多數地區確立，將過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轉化為對法治與規則敬畏的「契約邏輯」。
它通過法律確立了私有財產的邊界，將各地沉睡的自然資源，轉化為可流動的、具有生產力的活資本。依靠「倫敦規則」，它在公海上建立起全球信用的協議，讓跨國貿易的成本降至人類歷史的最低點。
在行政運作管理骨架上，它奠定了現代國家的治理效能。英國建立了基於功績（Meritocracy）而非血緣、宗派或強權的現代文官系統。這種中立、非人格化、廉潔高效的行政力量，與傳統地緣政治中常見的腐敗、裙帶和權力私相授受，形成了鮮明的落差。正是大英帝國的行政骨架，為無數碎片化的部族與地區帶去了現代國家的理性骨架。
在物理神經與標準體繫上，它制定了世界的「度量衡」。大鐵路鋪開大地的血脈，海底電報拉通全球的神經，它將一個個孤立的地區強行嵌入全球價值鏈。
從航運保險、度量衡確立，到現代會計審計標準的普及；從科學邏輯對原始瘟疫的公共衛生治理，到英語作為一種具備精密邏輯鏈條的語言在全球的流通，無一不是大英帝國留給現代世界的難以計量但可以驗證的遺產。
這套由英國一手締造、至今仍支撐著整個自由世界運轉的全球操作系統，有一個決不可動搖的運行前提：使用者對誠信及規則的真誠敬畏。這是一套基於契約守信的君子協議。一旦這套操作系統被那些「在靈魂上不信奉契約、在行為上只消費福利、在習慣上拒絕融入現代法治」的群體大規模侵入，系統內部的自我消解與功能潰敗，就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結局。
二、殖民逆流入侵與英國司法的自毀退縮
歷史在二十一世紀陷入了極其荒謬的反噬。人類在二十世紀中期全面擊退了傳統殖民，卻在過去十幾年迎來了浩瀚的「殖民逆流」。那些在趕走殖民者後大步滑向治理荒原與暴力深淵的地區國民，並未反思母國失敗的根源，反而成規模地湧向曾經令他們痛恨、被他們用鐵血暴力驅趕的「殖民者」的文明國家。
在過去幾十年中，在自由民主、文明規範、憲政司法與人權保障尚未真正完成全球化之時，經濟貿易與移民難民的全球化卻被大張旗鼓地先行推進。這種錯位，使得共產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勢力，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裹挾著那些帶著寄居者、套現者、討債者、乃至帶著仇恨的以文明為敵者，大規模進入英、美、法、德等憲政國家。他們熟練地利用民主社會自由的屬性、司法的規範、政治的多元、社會的寬容與人權的保障，形成了反文明、非文明對這些文明原生地國家的深度倒灌。
今天，是因為斯塔莫的引咎辭職而提醒我要繼續寫這個議題，所以，今天我必須拿英國作為這個反噬過程典型的解剖標本。一些特定的人群在英國本土迅速建立起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小社會。他們在這個自由社會的庇護下，靈魂深處不信奉文明，行為上不尊重契約，以信仰為名拒絕英國實行了數百年的行政規範，在生存方式上卻最大化消費福利，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從內部解構大英帝國賴以立國的核心根基。
過去十年，這種「殖民逆流」對英國普通法系和秩序邊界的侵蝕，正是從司法防線的自毀性退縮開始的。
這種塌陷在微觀上的集中體現，莫過於羅瑟勒姆（Rotherham）大規模性侵案的曝光——在長達十幾年、涉及至少1400名本土少女被特定族裔犯罪團夥殘酷侵害的悲劇中，英國的地方警察和官僚機構，竟然因為懼怕被極左思潮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而選擇長期隱瞞、不作為、不調查。英國官方發布的權威《傑伊報告》（Alexis Jay Report）字字血淚，徹底撕開了當地行政在面對「特殊族群標籤」時體制性的政治正確與法制退讓。
而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種自毀性退縮在宏觀層面對整座文明大廈所造成的系統性癱瘓。根據治安機構的長期追蹤，英國本土有多達25萬甚至更高數量的女性正在淪為各種性侵與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當二十萬、三十萬這樣的龐大受害群體成為冰冷的宏觀治安數據時，它所宣告的，已然是大英帝國法律防禦邊界的徹底潰敗。
這種由於被政治正確、極左思潮、特殊性取代普世價值所帶來的巨大群體恐懼，已經將英國的社會治理推向了結構性的災難。在近年由非法移民和惡性治安引發的震盪中，英國執法系統正陷入嚴重的「雙標執法（Two-tier policing）」泥潭。通過屢屢被披露的執法記錄儀畫面，英國公眾驚覺：執法系統在面對特定族裔、特定宗教背景的惡性傷人或暴力抗議時，因恐懼「種族反咬」而表現得極其遲疑、軟弱與退讓，甚至在面對激進群體公然阻斷交通、霸佔公共空間以釋放前現代宗教狂熱時，主動扮演起消極的「交通協調員」；然而，在面對本土民眾的治安訴求時，卻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和冷漠。
這是現代法治尊嚴的徹底塌方。當司法在面對不同的族裔標籤與意識形態時採取了兩套判准，法治的基石就已經在自我坍塌。這種自毀性的退縮，在英國本土形成了事實上的「治外法權」或「國中之國」。這種對法律防線的顛覆性破壞，迅速輻射回整個社會層面，讓曾經作為文明總工程師留下的法律和秩序，可悲地淪為了反文明擴張的寄生宿主。
三、精英綏靖下的選票劫持與非文明倒灌
現代民主制度最深層的隱痛，在於其核心架構正在被內部的力量反向解構。當「殖民逆流」的毒素從底層社會治安蔓延至政治權力核心時，英國的政界——從西敏寺中央政府、到郡市地方議會、再到最基層的社區自治政府，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在心理上並不熱愛不列顛，僅僅抱持著「寄居者」或「討債者」心態的人群逐層解構。
近年來，在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特定的移民群體因人口結構的變化形成了龐大且高度同質化的「鐵票倉」（Voter Bloc）。左翼政客及全球化菁英為了迎合這些選票，在世俗律法、公立學校教育大綱甚至國家安全與外交立場上不斷敗退。
民主選舉演變成了人口結構的博弈，導致主流政治被特定群體的意識形態變相綁架，大英帝國最基層的治理體系淪陷為一個個自成一體又互不兼容的國中部落群。
而這種底層的選票劫持，必然伴隨著頂層建制派精英在戰略上的短視、道德上的自我矮化，以及同時被中共暴政、共產國際、恐怖主義脅迫時表現出的軟弱，甚至迎合，這便是全篇互為因果的另一條致命毒化路徑——非文明倒灌。
要看清英國近十年來的政治自殘，我們必須拉長歷史的視線，梳理二戰後確立的國際原則與秩序體系所犯下的巨大系統性失誤。在二十世紀中期，自由民主陣營付出了慘烈代價，在物理上打敗了法西斯主義，但在建立戰後秩序時，卻出於實用主義和極左情懷，極不負責任地放任並助長了共產主義的全球氾濫與殘酷作惡。甚至在後來的國際政治博弈中，出於虛偽的包容，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節節敗退。
這種戰後秩序的根本性錯配，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狂飆中被成倍地放大。當資本金融全球化、經濟貿易全球化、人員流動全球化先行推進，而普世價值、憲政法治與防禦機制尚未同步在全球建立時，自由民主陣營實際上是在「開門揖盜」。共產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反文明勢力，隨著全球化的管道，反向灌入現代文明的腹地。
追溯過去十年的軌跡，英國精英階層的自毀經歷了三個清晰的潰敗階段：
第一階段（2015—2019）：盲目自信下的開門揖盜與極權資本對國家安全命脈的鑿穿
2015年，剛剛大選獲勝的大衛．卡梅倫政府與財相奧斯本，在資本的誘惑與全球化的虛幻繁榮中，全力推動了所謂的對華中英「黃金時代」。為了眼前的一點短期經濟賬，為了粉飾財政政績，這批英國建制派精英喪失了最基本的戰略清醒與地緣政治常識。他們竟然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謬、近乎自殘的政治決斷：批准並引入中共極權資本，深度參與甚至投資合資建設英國的欣克利角C核電站（Hinkley Point C）、塞茲維爾C核電站（Sizewell C）等關係到英國國家長遠安全與命脈的核心戰略基礎設施。
這絕非普通的跨國商業投資，而是一場由西方精英階層主導的、對現代文明秩序的「開門揖盜」。建制派精英嚴重低估了極權暴政的滲透野心。在中共極權體制下，沒有任何一家大型企業能夠獨立於黨的意志之外，所有流向海外的「極權資本」，其本質都是服務於其中共國家戰略、地緣要挾與跨國情報刺探的政治工具。
將核能這類最敏感的國家生存命脈交由中共國企控股與合資，等同於在不列顛自身的安全防禦系統內部，主動為極權暴政遞上了一把可以隨時斷電、隨時進行戰略勒索的地緣遙控器。
這種在經濟上的無底線妥協與貪婪，本質上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因為喪失了價值觀自信與長遠戰略定力，而主動向非文明秩序敞開核心戰略大門、引狼入室的悲劇開始。正是在2015年「黃金時代」的縱容下，中共的統一戰線、意識形態滲透與極權利益鎖鏈，開始順著英國政界、商界與學術界的毛細血管全面向下蔓延。這種頂層精英的戰略自殘與金錢依附，徹底閹割了英國面對威權擴張時本該擁有的防衛本能，從而為下一個階段英國在遠東地緣的全面潰敗與對香港的無能，埋下了最為恥辱的伏筆。
第二階段（2020—2024）：秩序失控與遠東地緣的文明坍塌
早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我便公開立下斷言，指出所謂的「一國兩制」是一場法理騙局。極權暴政絕無可能長期容忍一個與之對抗的自由體制。然而，當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暴力鎮壓、香港自由徹底淪陷、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共當成「歷史文件」徹底撕毀時，英國在遠東地緣政治中遭遇了歷史性的重大挫敗，卻未能實施任何實質性的反制。當不列顛將成熟的文明果實拱手移交給暴政，繁榮便失去了根基。這不僅是對其歷史責任的拷問，也是極權主義對英國傳統國際影響力的一次正面「倒灌」。在此期間，保守黨政府頻繁更迭，內耗嚴重，制度性的軟弱徹底暴露。
第三階段（2024—2026）：斯塔默任內的戰略自毀與系統性反噬
工黨基爾．斯塔默上臺後，在外交上表現出極度缺乏戰略定力的搖擺。斯塔默政府不僅重蹈覆轍、繼續推行對華綏靖政策，甚至批准在倫敦建設極權國家的超級大使館，任由極權滲透在英國制度內部進一步深化。這種戰略上的軟弱與背叛，伴隨著國內因移民、司法雙標和治安惡化引發的大範圍社會暴動，終於將英國推向了系統性反噬的高潮。
我特別記得，斯塔默在2026年1月底訪華時所展現出的奴化醜態。在黎智英被重判、香港自由徹底淪陷的背景下，這位大不列顛首相面對極權統治者，他非但沒有挺起普通法系原生國的道義脊樑，反而滿臉諂媚、慌亂到了不知所措的程度。
自由不是一張可以無限支取的空白支票。斯塔莫今日的引咎辭職，絕非偶然，它是英國近十年來在經濟上只算小賬、在文化上無底線退讓、在外交上步步綏靖所吞下的必然惡果。當頂層的戰略自毀與底層的殖民逆流裡應外合時，這個曾經的現代文明總工程師，終於開始系統性秩序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