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得主——中國數學家鄧煜、美國數學家約翰·帕登（John Pardon）、加拿大王虹在美國費城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領取菲爾茲獎後，在舞台上合影。（圖片來源：Erin Blewett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7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綜合）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兩名華人數學家王虹（Hong Wang）和鄧煜（Yu Deng）首次共同獲得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兩人分別與美國數學家約翰·帕登（John Pardon）和加拿大數學家雅各布·齊默曼（Jacob Tsimerman）共同獲獎，每人獲得1.5萬加元（7.2萬人民幣）獎金。
這一突破性成就在中國社交媒體引發巨大關注。微博、小紅書等平台上，「菲爾茲獎」「中國數學家首次獲菲爾茲獎」等相關話題獲得數百萬瀏覽量，不少網友稱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然而，在慶祝這一成就的同時，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也受到關註：為什麼這些頂尖數學家都是在離開中國、進入美國和歐洲科研體系後，才最終達到世界最高學術成就？
從中國天才少年到世界數學巔峰
王虹（Hong Wang）1991年出生於中國廣西桂林。她少年時期展現出驚人的數學天賦，小學階段曾跳級，16歲便進入北京大學學習。
最初，她選擇地球科學專業，但一年後轉入數學系。畢業後，她前往法國巴黎南大學（Paris-Sud University）、法國高等科學研究院（École Polytechnique）深造，並最終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博士學位。
如今，王虹是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同時也是法國高等科學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IHES）的永久教授。
她此次獲獎，是因為解決了困擾數學界超過一個世紀的「克庫亞問題」（Kakeya conjecture）。
1917年，日本數學家角谷靜夫（Soichi Kakeya）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一支鉛筆在空間中旋轉一圈，它所掃過的最小面積是多少？
王虹與美國數學家喬什·扎爾（Josh Zahl）通過研究三維空間中的幾何結構，取得突破，並於去年發表相關論文。
王虹告訴法新社（AFP），這一問題之所以吸引數學家，是因為類似現象自然出現在多個不同數學領域中。
另一位獲獎者鄧煜（Yu Deng）則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數學教授。
他解決的是德國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在1900年提出的「希爾伯特第六問題」（Hilbert’s Sixth Problem）：如何從微觀粒子的運動規律推導宏觀世界的行為。
鄧煜通過研究氣體運動規律，對這一百年難題取得突破。他表示，能夠與自己一直仰慕的數學大師們並列，是「極大的榮譽」。
頂尖數學突破背後，是美國和歐洲科研體系的培養
值得注意的是，兩位獲獎者雖然出生於中國，但他們的科研成長軌跡高度國際化。
王虹和鄧煜都曾進入北京大學，但隨後選擇赴海外發展：王虹進入MIT攻讀博士，鄧煜轉赴美國，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學位，兩人最終都在美國頂尖大學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
這也引發外界對中國科研人才培養模式的討論。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及《自然》（Nature）等國際科學媒體過去多次指出，中國近年來科研投入快速增長，論文數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基礎科學領域，尤其是數學、理論物理等需要長期自由探索的領域，美國和歐洲高校依然擁有強大的吸引力。
原因不僅在於資金，更在於科研環境。
美國大學體系長期強調學術自由、國際交流和研究人員自主選擇方向，而基礎數學研究往往需要幾十年甚至一生的積累，並不一定能直接產生經濟回報。
許多中國頂尖學生在本科階段接受良好數學訓練，但博士階段和科研生涯往往選擇美國或歐洲，因為那裡擁有更成熟的基礎研究生態。
北京強調「科技強國」，卻面臨海外人才回流難題
中國官方媒體高度報導兩人獲獎，將其視為中國數學實力提升的重要象徵。
中國數學家丘成桐（Shing-Tung Yau）——首位獲得菲爾茲獎的華人數學家——表示，中國數學界期待這一刻已經幾十年。
與此同時，北京近年來不斷推出人才計畫，希望吸引海外科學家回國，包括「千人計畫」「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等。
但批評人士指出，問題在於：如果科研人才是在海外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成長起來，那麼真正吸引他們回國的不只是資金和實驗條件，更包括科研自由、制度環境和長期穩定的發展空間。
一些海外華人科學家曾表示，中國近年來科研硬體和經費快速提升，但基礎研究仍需要更加開放的學術文化。
「科技民主主義」與人才競爭：中國模式面臨制度挑戰
中國近年來提出建設「科技強國」，並強調科技發展要服務國家戰略。一些官方評論將吸引海外人才描述為「科技民主主義」或全球人才共享理念的一部分。
然而，西方觀察人士認為，真正的人才競爭不僅是提供科研經費，更是制度競爭。
他們指出，人工智慧、生物科技和基礎數學等未來關鍵領域，需要的不只是國家投入，還需要允許科學家自由探索、公開質疑和獨立判斷的環境。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得知王虹獲獎後致電祝賀，並在社交平臺表示，她代表了法國科研和教育體系的卓越，並呼籲更多科學家選擇法國。
這一幕也凸顯全球人才競爭現實：各國都希望吸引頂尖科學家，但真正決定人才長期留下的，往往不僅是實驗室規模，而是科研自由和制度環境。
兩位華人數學家的成功既是個人天賦的勝利，也是國際科研體系的成果。而他們的發展軌跡也提出一個值得中國思考的問題：如果最優秀的人才需要離開中國，才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科研環境中取得突破，那麼中國未來真正需要競爭的，或許不僅是資金和技術，更是能夠孕育頂尖創新的制度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