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其實是拿外國錢、打本國政府的叛國行徑，右一為賀龍。（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中共官方史書裡，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被包裝成中共武裝革命的光輝起點。然而，若我們翻開解密檔案，並扒開流傳的黨內早期會議秘辛，就會發現這場被吹捧上天的「第一槍」，其真實面目是一場充滿陰謀、收買與背叛的軍事叛亂。
不僅如此，這場兵變還為中共軍隊內部黨指揮槍、政委監軍的恐怖統治模式埋下了伏筆，徹底將一支軍隊異化為鎮壓異己、甚至清洗自己的黨衛軍。
寄生吸血與黨衛軍的兩大基因
中共在建軍初期的真實狀態是什麼？絕非官方宣傳的「工農子弟兵」，而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與叛變。
針對這段歷史，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在多個深度剖析中共黨史的專題（如《新聞大破解》節目）中，給出了最為精闢的定調。他指出：中共利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和資源，發動的軍事叛變。這確立了中共軍隊的兩大基因：一是暴力奪權，二是徹底的黨指揮槍，軍隊不是國家的，而是黨的私產。
在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利用國共合作的機會，將黨員滲透進國民革命軍中，吸乾了國民政府的資源、軍火與編制。當羽翼漸豐，且背後有蘇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盧布與指令支持時，便立刻在南昌從背後捅刀。這不僅是暴力奪權的開端，更確立了軍隊絕對屬於共產黨私有的獨裁極權邏輯。
不過蘇聯和中共還存在有戰術上的分歧，蘇聯原先要求推遲，只是覺得當時打不贏，怕浪費了蘇聯的投資；周恩來硬打，是前線頭目的賭博。這只是主子與奴才在具體動手時間上的戰術分歧，根本改變不了南昌暴動是一場拿外國錢、打本國政府的叛國行徑本質。
投機的賀龍 用高官厚祿與蘇聯軍火買來的總指揮
要理解為什麼中共後來會發展出極端的政委監軍制度，還須看清當時南昌暴動的核心將領是如何拼湊起來的。
中共黨史將賀龍塑造成「拋棄高官厚祿、毅然追隨革命」的鐵血軍人。但綜合黨內秘辛與早期傳聞，真相卻極具諷刺意味：暴動的總指揮賀龍，當時根本連中共黨員都不是。
參與南昌暴動的軍隊，絕大多數是正編的國民革命軍。例如賀龍的第二十軍、葉挺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等。這些部隊的軍餉、武器裝備最初皆來自國民政府。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並在北伐軍中擔任各級政治職務與軍事指揮。當國共破裂，中共軍事將領直接帶領手下的正規軍倒戈，是一場利用建制內資源發動的軍事叛變。
賀龍作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帶有濃厚的舊軍閥色彩與江湖習氣。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共前敵委員會（如周恩來等人）看中的，是他手裡的兵權。為了拉攏賀龍，中共開出了極具誘惑力的政治籌碼，並承諾給予大量蘇聯援助的軍火與資金。這本質上是一場政治投機與利益交換。賀龍是在暴動失敗南下途中的9月初，才由周恩來等人介紹入黨的。這在中共官方黨史中也是公開的事實。
賀龍在軍閥混戰中看到了蘇聯勢力的龐大，試圖透過中共這根線，獲取蘇聯的盧布和武器來擴充自己的地盤。這種基於利益而非共產主義信仰的結合，當然讓中共高層從一開始就對這支拼湊起來的軍隊充滿了極度的不信任。
黨指揮槍 政委監軍——政委系統的全面植入
正因為南昌暴動的軍隊是由投機軍閥、被裹挾的士兵以及滲透的共產黨員大雜燴所組成，暴動後的南逃之路迅速演變成一場災難。
據黨內早期檢討會議記錄的傳聞披露，部隊在向廣東流竄的過程中，軍心渙散，逃兵成群，將領之間互不買帳。中共高層深刻意識到：光靠利益收買，根本無法控制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一旦利益不合，這把槍隨時會掉轉槍口對準黨中央。
為了解決這個致命危機，南昌暴動的失敗直接催生了中共軍隊內部最駭人的制度：黨中央開始在軍隊各級設立政治委員，其權力甚至凌駕於軍事指揮官之上。政委不是用來打仗的，而是用來監視將領的。此外，連隊建黨採特務化管理；從上到下的黨組織網絡，將每一支槍管都牢牢鎖死在黨委書記的手中。
毛澤東後來搞支部建在連上，根本也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理想，而是為了防止軍隊嘩變與逃跑。透過在最基層安插政工幹部，實施特務化的監視。極端的政治控制，直接導致了後來紅軍內部的恐怖大清洗。隨後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打AB團和富田事變，數以萬計的紅軍官兵被自己人以殘酷刑罰處決。為了確保「絕對忠誠」，政委系統開始對內部產生動搖、或者只是單純表達不同軍事意見的官兵，進行殘酷的清洗與處決。
傳聞中，當時作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在暴動失敗的撤退途中，為了掩蓋指揮失誤與保存核心實力，下令拋棄了大量傷病員，並對內部產生動搖的將領進行了殘酷的肅反清洗。
這場由賀龍等人的投機引發的信任危機，最終為中共軍隊內部「黨指揮槍、政委監軍」的恐怖統治模式埋下了伏筆。軍事將領在戰場上不僅要防敵人，更要防背後政委的黑槍與政治審查。
黨的私產
從南昌暴動的那一刻起，中共軍隊就註定不可能成為保家衛國的國防軍。正如明居正教授所言，它是黨的私產。
「八一建軍」的歷史，是一部靠蘇聯策劃、利用將領投機、竊取國民政府資源發家，並最終演化出政委監軍恐怖機制的暗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