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2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奎斯特體育場舉行的活動中向人群揮手致意。（圖片來源: Stephen Brashea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5日訊】8月31日到9月2日，我率「對還中國」智庫代表天赴達賴喇嘛尊者居所和藏人行政中央駐紮地達蘭薩拉,參加「民主中國與未來圖伯特論壇」。在這次匯聚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的會議上，我提出了針對西藏/圖伯特問題的三點主張，在此也向各位關心西藏問題的朋友們請教。
一、中間道路：理解應當進一步深化，並作為與未來中國的連接點
由達賴喇嘛尊者倡導並由藏人行政中央確立的「中間道路」方案，構成了數十年來解決西藏/圖伯特問題最重要的和平藍圖。這一主張的核心邏輯在於：既不接受當前體制下對藏人文化、宗教及基本人權的限制，亦不主張西藏完全獨立，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尋求全藏區實現真正且高度的自治。
多年來，外界對「中間道路」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一種針對西藏/圖伯特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但我認為，達賴喇嘛尊者提出「中間道路」，除了為解決政治問題提出途徑之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從宗教的慈悲心出發，提出如何面對矛盾和衝突，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如何在退讓中尋找圓滿的問題，體現了一種超越極端對抗的雙贏思維。它摒棄了零和博弈的傳統模式，以非暴力，博愛與互相尊重為基礎去解決衝突。這些，都屬於完善從個人到社會到國家的精神世界的問題。
轉型中的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缺乏精神層面的正面建設，這個問題不處理,勢必衝擊到政治方案和經濟社會方案的推行。佛教在中國有廣泛的民間基礎，達賴喇嘛尊者的理念如果能夠進入華人世界並得以推廣，對於中國人的精神建設具有正面意義。這正是未來圖伯特可以與民主中國產生連結點的地方，也是漢藏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融合點。未來的不一樣的中國，需要一個新的精神家園，我希望達賴喇嘛尊者的理念從這個角度能夠提供協助。因此，我們對「中間道路」的堅定支持，不僅是對和平原則的肯定，更是對一種理性務實的政治解方的大力倡導。推動這一主張在公共輿論及國際對話中能夠獲得更廣泛的理解與支持，對於奠定未來和平轉型的社會基礎具有深遠意義。
二、藏中談判的現實瓶頸與對話對象的戰略重構
回顧過往幾十年的藏中談判歷程，長期陷入停滯甚至僵局的根源，在於談判對手—中共--的體制本質。極權體制在結構上傾向於權力的集中與管控，難以在制度層面給予各民族真正法治化，不受任意干預的自治權，這種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傳統談判模式難以取得根本性突破。而習近平上臺以後的中國，在政治上大步後退，重點在於加強中共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更不可能在西藏/圖伯特問題上做任何的讓步，前不久通過的《民族團結促進法》就是明確的訊號。
因此我認為，基於對歷史經歷和政治現實的體認，解決西藏問題必須具備前瞻性視野，正視中國未來發生深刻政治轉型的歷史可能性。要認識到專制體制並非不可撼動，隨著社會內部變革力量的積聚，中國邁向民主化與憲政轉型的概率不僅存在而且是在上升過程中。因此，藏方有必要突破僅與現政權對話的單一侷限，將戰略視野拓展至代表未來民主力量的政治制度與反對運動。通過與民主力量開展正式談判與戰略對接，能夠提前凝聚憲政共識，為未來的良性互動與制度設計奠定堅實的政治信任基礎。
三、制度化溝通平臺與具體治理機制的構建
要將上述戰略構想轉化為可操作的政治現實，建立常態化，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乃當務之急。因此我倡議建立「工作指導小組」與常設溝通平臺，開啟藏人行政中央與海外華人代表，海外反對運動的直接對話。但是這樣的對話，不能僅限於歷史問題，也不能停留在口號上，而應當未雨綢繆，致力於沙盤推演，討論未來西藏/圖伯特的高度自治，在實行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
舉例而言：在未來的自治體系中，要如何確保地方行政與法律程序的公正性至關重要。是不是可以設想，在基層治理與上級政權的關係處理上，由藏區地方政府與未來的中央/區域政府共同派員組成聯合監督機構，並積極引入國際觀察員參與監督。這種多元，透明的監督機制，既能有效防止中央權力對自治權的任意侵蝕，亦能避免地方權力的濫用，從而極大程度地建立起社會信任，讓轉型過程更加平順。
當然，以上三點建議，都還不成熟，我期待未來的對話和溝通中能夠更加進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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