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什麼良知未泯的劉連昆（圖左）默默地成就了大事件？（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89年的一個深夜，北京。
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的電話裡，傳來一陣輕微的雜音——一種他再熟悉不過的雜音。他當了幾十年兵，一聽就知道：自己的電話被監聽了。
不是因為他貪污，不是因為他洩密，不是因為他做錯了任何一件屬於「軍人」該做的事。他只是在那年夏天，面對電視與街談巷議裡傳來的消息——長安街上的坦克、廣場上倒下的年輕身影——說了幾句同情學生、不滿鎮壓的話。
一個從1947年就參軍、把大半生獻給這支軍隊的老兵，看著自己曾經誓死保衛的槍口，對準的是一群和自己孫輩差不多年紀的學生。他沒有上街，沒有寫聯署信，甚至沒有做出任何足以被稱為「行動」的事。他只是，身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見過真正戰爭的軍人，說出了一句最基本的人類反應：這樣不對。
這句話，幾乎談不上是「異議」，更接近一種軍人殘存的良知本能——見到暴力加諸於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身上時，一種本能的不忍。可是在那個舉國噤聲的夏天，連這一絲不忍，都足以讓一個少將的電話線，被剪開一道口子。
僅僅如此......沒有人來找他談話，沒有人正式處分他，甚至沒有人告訴他「你被監聽了」。組織用最安靜、也最有效的方式告訴他：我們在看著你。你的良心，是有紀錄在案的。
這正是中共極權體制最擅長的一種懲罰——它不需要真的關押你、審判你，它只需要讓你知道，你的每一絲不忍、每一句真話，都已經被計入某個看不見的檔案。從那一刻起，一個原本只是「心軟了一下」的軍人，並沒有因此被迫把良知永遠鎖進沉默裡。
後來，良知未泯的劉連昆默默地成就了大事件——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篡政以來最高階的「叛徒」——一位解放軍少將，長期向臺灣提供軍事情報，包括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期間解放軍演習的內部細節。但他的「叛變」，並不是從某次金錢或美色誘惑開始的，是從一通被監聽的電話開始。
忠誠被掏空
劉連昆生於1933年，1947年參軍，一路從基層爬到少將，軍中人脈很廣，仕途一度被認為「一帆風順」。按照當時外界的說法，他原本的計劃，是升到中將光榮退休。
然後，1992年，他因為經濟問題受到處分，晉升中將的路，就此斷了。一個把半輩子都獻給這套體制、以為自己終於快要走到終點的人，在終點前被攔了下來。不是因為敵人，是因為自己人。
六四時被監聽的那次警告，是第一次打從心底發出的關鍵絕裂。1992年晉升無望，是第二道裂縫，縫疊在一起，一個曾經對組織深信不疑的少將，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計劃。
一通電話 兩個人 一個名字
中華民國軍情局在1989年迎來新局長殷宗文。他上任後定下一個戰略方向，叫「進入大陸、建立據點」——說白了，就是要利用六四之後大陸內部產生的裂痕，趁虛而入。
這不是巧合，這是判斷。任何情報機構的第一課，都是去讀懂對手內部正在發生什麼樣的信任崩塌，然後在崩塌的縫隙裡種下一顆種子。
軍情局手上已經有一枚棋子：共軍大校邵正宗。1992年9月，邵正宗告訴臺灣方面，他打算發展一個人——他過去的上級，劉連昆少將。
這是整個案件裡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招募方式：不是空降式的接觸陌生人，而是用一個已經被策反的人，去策反他自己認識、自己信任的熟人。
一個月後，軍情局第六處副處長龐大為，以少將身份親自飛到廣州，住進白天鵝賓館，與劉連昆會面。
那次會面，臺灣方面告訴劉連昆日後的待遇、聯絡方式、工作重點，並且授予他一個中華民國國軍少將的軍銜。
從那一刻起，劉連昆成為兩岸歷史上唯一一個同時在海峽兩邊都掛著少將軍階的人。一邊是他效忠了大半輩子、卻讓他心寒的組織；另一邊是一個他從未謀面、卻願意承認他價值的陌生政權。
劉連昆是中華民國軍情局之英烈，是供奉在忠烈堂第一排的忠義烈士，他終於也為六四平白無辜犧牲的學生們幹了件大事。
為甚麼一個體制，要讓一個為它效力了四十多年的人，累積出多少次沒有被聽見的不滿、多少次被懷疑的時刻、多少次升遷之路被自己人堵死的挫敗——才會讓這個人，在某一天，願意接下一個陌生人遞來的、寫著中華民國軍階的名片？答案往往不是某一次巨大的委屈，在中共治下能被策反的人，從來不是意志薄弱的人，而是那些已經對體制失去信任、卻始終找不到出口，且良知未泯的忠義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