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俄國漢學家在整理蘇聯解密檔案後，給康生下了一句評語：「康生整人起家，最後死在整人的崗位上。」中共大佬陳雲則用四個字概括他——「是鬼不是人」。
一、深夜的和平醫院：一具「還未使用」的男屍
1940年前後，延安柳樹店有一間看起來平平無奇的「和平醫院」。曾任毛澤東俄文翻譯的師哲，有一次陪同陳郁參觀這間醫院的外科手術設備。他們被帶進一間「寬敞、明亮的大廳」，大廳的大槽裡，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屍。
臨時擔任解說員的護士長告訴他們：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一共有三具，已經用掉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邊，只有眼前這具還完整，尚未使用。師哲追問：這些人送來的時候，是活人嗎？
答案是肯定的——他們是以「治病」的名義被送進醫院，然後才「被處理」的，全都是「反革命分子」，姓名、來歷，醫護人員一概不知，一切由康生批准處理。
師哲後來在回憶錄《峰與谷》裡寫下了自己當時的震驚：一個從事多年鋤奸保衛工作的老手，聽到這樣的回答都不禁毛骨悚然。他忍不住問：即使真是反革命分子，又豈能由康生一句話,就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乃至死後的用途？
這則記載目前主要見於師哲個人回憶與後續媒體轉述，如果屬實，這會是康生一生整人手段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一筆。
二、「照相館的兒子」：一個荒唐羅織的樣本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康生的手法有一個標準流程：先抓人，再逼供，用「有罪推定」取代證據調查。最典型的樣本，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地下黨員張克勤。
張克勤的父親在甘肅蘭州開了一家照相館。照相館裡什麼人都會上門——國民黨軍官會來，特務也可能會來。康生就憑這一點，斷定這家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自然是特務，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來延安的「特務」。張克勤不承認，就被批鬥七天七夜，最後在假相威脅下，終於「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進一步「供」出一個從未存在過的組織——「紅旗黨」。
於是「紅旗黨」越滾越大，幾乎所有黨的地下組織都被牽連打成了「假共產黨」。這場「搶救失足者」運動，最終抓了一萬五千名「特務」，事後證明，沒有一個是真的。薄一波晚年回憶錄裡寫過他親眼所見的慘狀：延安深溝裡的窯洞，每天夜裡鬼哭狼嚎，一查，六七個窯洞關著上百人，許多人精神已經失常——他們原本只是來延安求學的知識青年，卻成了被「搶救」的對象。
三、拖死在馬後的地主：土改現場的酷刑
1945年康生一度失勢，被調去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做土地改革調研。表面上是降級，他卻在基層把整人手段發揮到了另一種極端。當地執行的政策極為殘酷，幾乎把每一個地主、富農都當成鬥爭對象，逼供手段極盡凌虐之能事——有記載提到，他發明的整人手法之一，是把犯人拴在馬後、鞭打馬匹讓犯人被活活拖死，目的只是為了在審訊時逼出一份「口供」。這段經歷讓當地不少百姓對他恨之入骨，也讓一些共產黨幹部私下對他心生反感。
四、開封監獄裡的死亡：劉少奇與六十一個人的冤案
真正讓康生臭名昭彰的是文革時期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1930年代，薄一波等六十一名中共幹部被關在北京草嵐子監獄，劉少奇與北方局為了營救他們，向中央打過報告，按中央決定辦理出獄手續。但康生把這件事徹底顛倒黑白，栽贓成「叛徒集團」，把劉少奇打成幕後的「叛徒集團頭子」。到1967年，已有六千多人因此受審查或遭拘禁，其中廖魯言、楊之華、徐子榮等多位中共大佬，都在這波整肅中被折磨致死。劉少奇本人則在康生不斷羅織、加重的「叛徒」、「內奸」、「工賊」罪名下遭到殘酷迫害，最終死在開封監獄，死狀淒慘。
同一時期，康生在內蒙古主導的「內人黨」清查行動，規模更加駭人：一萬六千多人因此被迫害致死，另有三十四萬六千多人受到誣陷牽連——這是文革期間死亡人數最驚人的個案之一。此外，康生自己的小姨子蘇枚，在1967年因不堪「揪叛徒」壓力吞服安眠藥自殺，康生夫婦卻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下令抓捕了政法幹校副校長石磊等七人，還有五十多人被隔離審查，其中一人被逼死，四人被逼瘋——甚至連趕去搶救蘇枚的值班醫生，都被關押長達六年之久。康生整人不需要任何真實的證據，連自己親屬的死，都能被扭曲成整肅他人的藉口。
五、水杯與冤魂：一個「劊子手」的恐懼晚年
多份資料提到，康生晚年身體與精神狀況同時急遽惡化，他變得極度多疑，長期懷疑有人要在食物與飲水裡下毒，嚴重時甚至連續數日不吃不喝。江青為此親自讓廚師做點心送去，還要當著他的面先吃一口、喝一口水，證明沒有毒，康生才肯進食——一個曾經決定過無數人生死的人，晚年連一口水都不敢輕易入口。
康生臨終前十分恐懼「冤魂索命」，精神瀕臨崩潰；他的遺孀曹軼歐晚年也長期受幻覺所苦，屢屢「看見」被迫害者的冤魂前來索命，終日惶惶不可終日，直到1991年在恐懼與不安中結束一生。
1975年10月，已經病入膏肓的康生做了最後一件「整人」的事——他最後一次面見毛澤東，指控鄧小平「會在主席死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這番話加重了毛澤東的疑心，不久後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再度被打倒。兩個月後，康生病逝。1980年，他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遭到開除黨籍、撤銷悼詞，骨灰更被移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整人一生的人，最終自己也成了被清算的對象——這或許是整個故事裡，最接近「因果」二字的一幕，只是這次執行清算的，不是傳說中的冤魂，而是他曾經效忠一生的那個黨。
七、康生「實地學習」蘇聯大清洗
康生在莫斯科期間所主導的「肅托」行動，並非奉命行事的被動執行，而是他主動串聯國際列寧學院、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學生，聯名寫請願書給共產國際，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總書記；他還「實地學習」蘇聯大清洗、親手將一批中共留蘇人員打成「托派」——他是體制內被公認為唯一受過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後來的克格勃）全面訓練的「專業人士」。
深究其後，可以發現史達林創立的肅反不只是一套意識形態口號，而是一套具體的整人術——如何用「莫須有」的罪名構陷嫌疑人、如何透過連坐與株連擴大打擊面、如何利用恐懼與逼供讓被告「自證其罪」。康生的整人源自在蘇共大清洗，之後移植回中國——從延安「搶救失足者」運動，到文革時期的各種冤案，他的手法被形容為「無中生有」、「亂扣帽子」、「亂抓辮子」、「亂打棍子」，核心邏輯與史達林大清洗如出一轍。
因此，康生被比擬為「中國的貝利亞」。貝利亞是史達林時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首腦，主導大清洗、建立古拉格集中營體系。兩人都是黨內專門負責情報、保衛、肅反工作的技術官僚，掌握「定罪」與「平反」的生殺大權，卻幾乎不需要對自己的判斷負責；都擅長揣摩領袖心理，把政治鬥爭包裝成「肅清內奸」的整人工作，讓最高領袖既能達成整肅異己的政治目的，又不必親自沾染血腥細節；兩人還都在各自的最高領袖去世或失勢後，迅速被昔日同僚清算。
貝利亞在史達林死後數月即遭處決，康生雖然病逝於文革期間，死後卻仍被中共官方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主犯。這種「狡兔死、走狗烹」式的結局，反映的正是這類角色在極權體制中的宿命：他們的存在價值，本身就建立在被領袖利用、而非被組織真正信任的基礎上。
八、康生式整人手段
國際人權組織對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運動（俗稱「打虎拍蒼蠅」）提出過直接批評。人權觀察在2016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大規模反腐行動中經常存在刑訊逼供、秘密拘押等侵犯人權的現象。批評者特別關注「雙規」（後來制度化為「留置」）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這類審查手段——被調查對象在正式進入司法程序前，可能被安置在秘密地點、與外界隔絕相當長時間，接受紀委或監察委的訊問。這種「先控制人身自由、再蒐集或補齊證據」的操作與康生當年「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相同。
當今雖然在名義上有《監察法》等成文法律作為依據，需要走立案、審查、移送司法的程序，但近年關於高官「被失蹤」乃至遭秘密處決的傳聞陳出不窮。最受矚目的是前外交部長秦剛，他自2023年6月底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後音訊全無，隨後被免去外長與國務委員職務，官方始終未說明原因；外界傳出涉及間諜案、洩露機密等多種說法，一度傳出「秦剛已死」，曾任鄧小平翻譯的高志凱接受外媒採訪時稱秦剛「已被迅速處置」。另一則是前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他在2025年3月出席人大閉幕會後即「被失蹤」，海外一度傳出他在受審查期間自殺身亡，官方同樣未曾證實或否認。
中共二十大以來已有多達數十名上將級將領遭查辦或「被失蹤」；2026年間也曾出現「共軍多名高官在短時間內密集去世」的消息，堪比擬為史達林時期的整肅規模。
傳聞歸傳聞但未必然失實，畢竟中共對高官查辦案件的資訊高度不透明，確實時常出現「免職後去向不明」的現象。中共高層人事審查的「不透明」與「程序黑箱」，中共迄今確實缺乏外部監督，很明顯生殺大權集中掌權者手裡。
在一個缺乏獨立司法審查、被調查者難以獲得及時法律救濟、媒體與公民社會監督空間有限的體制環境裡，「查案的人」與「定罪的人」高度重疊，外部制衡力量相對薄弱，無論具體操作手法叫「肅托」、「搶救運動」、「留置調查」，權力不受制衡所帶來的風險，終究還是權鬥整人「話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