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的高干子弟主要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其父母职位在正部级(少数重要部的副部长如乔冠华等)、正省级(少数大省的副职,如陈丕显等)、兵团级以上,以及相应政治地位的民主人士,如胡子昂、庄希泉等人。据国家安全部、公安部档案局等处的统计,在这个范围以内的家庭大约有一千个(包括下台或死亡的、一九四九年前功劳大的人)。
二高干子弟在目前国内领导层中的地位
⒈八九年“六四”之前,干部子弟中明显两极化--作官和经商
绝大多数“高干”家庭都有职位在正局级、副军级以上的子女。当时,这个级别的干部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老大学生”(六一年至六五年入学的大学生)。由于干部子弟中那个年龄段中上大学的比例最高,以后入国家机关、军队的时间最早,所以,晋升也最快,是个晋升的“自然趋势”。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陈云、胡耀邦等人多次提出“干部子弟不能提拔太快”的问题,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干部子弟中比较好的人,还是升级最快,这与干部子弟本身的素质和社会影响相关。
⒉在干部子弟升迁的各个领域内,以军队为最快,中央机关次之,地方则最慢。
①军队。中国军队历来是跟人,军以上(包括省军区,兵种,大军区等)单位,尽管由于领导人被调来调去,但这个军或兵种、军区以前是谁的,现在仍是谁的影响最大,如四野、广州军区,尽管林彪、黄永胜早不行了,但原来属于他们的干部仍然势力最大,与其说是跟领导人,勿宁说是“利益、势力集团”。因此,干部子弟在军队的升迁最快,阻力也最小。
目前,军队军一级的干部,据统计,大约四分之一是干部子弟,比例很高,而且,级别越高,比例越大。大军区部一级的干部(如广州军区参谋部),三总部部一级(总政干部部等),兵种部一级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干部子弟。过去的元帅、大将、上将这一级的人家中,个个都有这个级别的子弟,如叶剑英的儿子在总政社会部(部长。以下不注明均为正职);徐向前儿子在六十五军(军长);聂荣臻女儿、女婿在国防科工委(第三和第一把手);贺龙儿子在总参装备部;朱德孙子在成都军区干部部;罗荣桓儿子在济南部队政治部;刘伯承孙子在装甲兵作战部。高干子弟在军队中的地位已经是极为巩固了,没有什么大的阻力。另外一个原因是军队干部任命权相对独立,中组部管不了。
②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中干部子弟升上来的不少,多在副部与局之间(即职位虽正局级,权限却相当副部级)。干部子弟在中央机关比例不多,但作用较大。如陈丕显之子在船舶总公司(部级公司)任副职,权限仅次于正职,陈毅之子陈昊苏在广播电视部,陈云之子陈元在人民银行等等。
在中央机关任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虽然不少,据说有五十多人,但是没有如军队那样,已经形成系统,形成确定的力量。基本是单干,各干各的。
③地方。地方干部子弟,力量相对弱。原因是中国地方政治势力没形成,干部子弟们的父辈没有中央干部子弟那么有影响。因此才有中央干部子弟下地方。
绝大部分在地方任要职的干部子弟,都是直接从中央调去的。如俞振生(黄敬之子。原一机部部长,与康生关系很深)在青岛任市长;刁晋平在福建省委组织部任部长;赵守一女儿在河南省组织部任部长;彭真女儿在广东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谭震林儿子在四川省任省委常委;叶飞女儿在厦门任副市长;李先念儿子在湖北任省委常委;薄一波儿子在大连任副市长;宋任穷儿子在黑龙江任省委常委等等。
干部子弟在地方任职不多,但培养的力量远比在中央强。另外,由于他们所去的省,基本都有其父辈的力量(除彭真女儿去广东外),因此,很快站住脚。今后高干子弟去地方的趋势会加快。因中央难展身手。
三高干子弟的思想状况:
如果用对目前中国政治的真实态度来衡量的话,即就“要根本改变目前中国的政治”这一态度来说,绝大多数干部子弟是现政权的异己力量,虽然这个政权滋养了他们。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大势已十分清楚。另一方面,干部子弟中的大多数,在不影响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其推动中国向前走的力量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认为,已在军、局级别以上的人,大多数并非腐朽之辈。
四目前干部子弟的动作情况
①“六四”前,干部子弟已经分化,一种分化是从政与经商的分化;另一种分化是走向腐败和走向健康的分化。本来已经腐化的干部子弟,几乎没有做官的,但有少数控制公司的人。
“六四”之后,这种分化停止了。一方面,从商之路阻死,只好又都从政。另一方面,不腐化的干部子弟为保持住整体利益,不得不关照已经腐化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干部子弟“集团化”倾向已很明显了。
②一九九0年八月,由秦晓(原宋任穷秘书)、王歧山(姚依林女婿)、唐若欣、唐新(唐克之子)等人,以座谈他们于同年五月间在日本参加的一系列宣讲性政治活动为名,在北戴河向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汇报。邓朴方参加了会议。会后,王、宋二人向邓汇报(邓朴方在场)。汇报的主题是:“这些年青人在日本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平息内乱”和“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内政方针”。事后,邓很高兴,说了“从那时(指“六四”)可以看出,干部子弟是立场坚定的。”,“这些年青人可以多做事”,“不必怕这怕那”等话。从而形成以后干部子女升官的正式最高许可。
③九月,由秦晓、王歧山、唐若欣串联,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研讨会”的不定期沙龙,参加人主要是从八四年开始就参与改革开放活动的一些干部子弟。有邓朴方支持。由王歧山出面,参加的人包括王军、孔丹、贺鹏飞、秦晓、王歧山、唐新、唐若欣、陈小鲁、周小川、邓英陶等人。从十二月开始,由邓英陶牵头,组成了一个小组,具体研究,并以《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为宣传阵地。《中国青年报》宋丽娜是他们的合作人(宋是莫干山会议时期的骨干之一)。
④讨论的主要内容:
⑴和平过渡策略:
-稳住军队。给军队干部以特权和独立,专业化、职业化,换取不参与地方政治。军队服从政治局,恢复原来严格的调兵程序。
-稳住中央。邓之后,现领导层不动,任何人不许提以往。
-加快经济改革。开放企业拍卖,各类市场并行,放松大企业,给大企业特权。扩大局以上大企业经理的权限。大企业跨地经营,加快资源从中央部向中央大企业转移。
-减少意识形态的宣传。宣传转向松、软、乐。
-吸收一部分海外人才。高薪高职,比同外国人。
⑵中期战略:
-坚决压住内乱。
-承认地方诸侯,但不恢复大行政区。二十九省市力量分散,不可能抗拒中央。经济权大大下放。政体权不放。
-经济尽快市场化,减少中央压力。
-高级干部退休待遇大幅度提高。
-有意识培养干部子弟,引入台湾、日本的经验,干部子弟抓组织和选拔干部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