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虹的问题始于一九九八年当地官员要重新划分农田的时候。村民说当地官员都把最好的土地分给自己，黄听说她最好的玉米地要被分给别人。黄就和五名村民对村支部书记提出抗议，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她后来到绥棱县、哈尔滨和北京国务院和农业部上访反映问题。国务院命令黑龙江省“适当解决”她的投诉问题。从此之后，她的麻烦就开始了。从一九九八年六月她五次被抓，关进精神病院。但精神病院医生很快得出结论，黄淑虹“完全正常”，熟悉她的村民说，“如果说黄淑虹是精神病，我们全都是精神病。”
尽管她的朋友和家属、北京的专家、甚至她所住医院的精神病医生都说她完全没有精神病，四十二岁的黄淑虹曾经有二百一十天的时间被锁在病房里，有时被灌强力药物和电击治疗。
已经离婚的黄淑虹说，“我承认自己意志坚强、决心大，也许决心太大。”她最近在第五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五十二天之后释放不久，医生的结论是他们无法证明让她住院是合理的。
她说，“我没有精神病。我知道。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会那么说。”由于担心在家乡会被再次关进精神病院，她最近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逃到北京，靠捡垃圾为生。
《纽约时报》十六日指出，黄的案例并不孤立。
尽管在北京二年半的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一再引起担心它为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院，(法轮功说，一千名法轮功成员被迫关进精神病院 )。
更常见到的案例是地方政府试图利用精神病院作为制服麻烦制造者的方便工具。这包括类似黄淑虹这样强烈上告和抗议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解决问题的人。黄说，她有次住院的时候，另外五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同屋病友也全是经常上访的人。
她在北京一家餐馆里边喝茶边说，“警察不能抓我，因为我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情；因此他们把我送进他们有关系的精神病院里面，把我关起来羞辱我。”她说，在精神病院里面，她被迫服用药丸或者注射，直到她失去知觉，也接受电击治疗。
她回忆一九九八年第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时说，“我在里面很生气、很害怕，很想出来。我用鼻子里流出的血写了一封信。我怕死，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无依无靠，我担心他们在鱼塘里淹死。”
《纽约时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报刊发表几篇报导说有些经常上访的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包括被关了两个月的湖北省农民杨文明。后来的精神病检查发现他完全清醒。
就官方来说，中国的精神病院同西方医生使用同样的标准：只有在病人对其它人或者他们本人构成危险的时候，才能被迫关进医院。
但在中国，那一标准没有同一个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评估法定时间限制结合起来。
此外，除了大城市之外，精神病这个新领域的医生进行检验和评估的设备很差，可能也没有信心推翻地方官员对于他们认为某人精神不正常的结论。尽管有些人是因为精神不正常而被迫关进医院，但那些医生说，多数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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