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多的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研究所的高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等。这些人自己也因为有如此称呼而自得其乐。在农村，甚至连民办小学的代课老师、过去大队里的记工员也都被称为知识分子，享受着村里人对文化人尊重。这说明中国不光在人口数量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人口素质也应该是世界第一，因为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跟写作圈的几个朋友闲聊，提到了怎么定义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有的说应该按学历学位，比如大专以上；有的说应该是在某一专业领域里成就卓著的，比如得了诺贝尔奖；有的说应该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而不是搞理工的。这些说法恐怕都有道理，但要综合起来给个简单的定义就相当困难。
其实知识分子的英文原意是intellectual，直接的翻译应该是“智者”。所谓“智者”，也就是孔孟老庄和释迦摩尼这种级别的。但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满意，或许就要用大块头的文章来跟我“商榷”。因为现在这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光受人尊敬，而且还和职称、工资、分房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怎能随便改动。
但要搁在过去，我这么说就不会有人来跟我商榷，而且可能还巴不得领导上赶紧采用了我的说法，以便把知识分子这个范围缩到最小，至少是自己不包括在内。因为那时候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而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劳动者。即便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拿了一辈子笔杆子而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要谎称自己是工农兵的一员。其实工农兵才不在乎有没有你呢，况且你也抡不动铁锤、使不了镰刀，更不敢摸枪了，那你加入工农兵不是明显冒充吗？
好在这段时间并不算太长(大概二十年左右)，等过了这个劲儿之后，大家又可以面带自信和谦逊的微笑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老是叫人跟不上趟，而新的变化又总是太多，以至于让人总是要有意识地忘记一些东西。
自从“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这个一点也不学术化的称呼之后，官方至今也没有给个重新的定义。其实这个称呼非但不学术化，而且也不准确。就好象说臭豆腐是臭的，但它到底是什么，包含什么成份，都没有交代清楚。所以现在的政府领导和学术界都不用这个称呼是有道理的。
现在的官方虽然还没说清楚知识分子包括哪些人，但对于他们是什么，已经换了一种说法。记得最近的一次让读书人扬眉吐气的官方说法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称呼好象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有同样的问题。首先，它没有说明哪些人属于知识分子。其次，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清楚工人阶级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概念太大，上至满世界访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见党章)，下至满世界找饭辄的下岗职工，所以很难搞清楚指的到底是哪一群人。
既然说到了党章<参1>和工人阶级，就还有一点要补充。从学党史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到现在都没解决，就是农民入了党算不算工人阶级。好在最近中国的<<求是>>杂志发了专文来说明工人阶级的性质<参2>，此文可以传达到街道一级以纠正一些对下岗工人的模糊认识。另外，象工人阶级这样的词汇，现在大概也只有<<求是>>这种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刊物才会经常使用。
知识分子这个词虽然很难定义，但在我还不知道富强粉和标准粉的差别时，就已经知道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这样重型的词汇。那时候我正光着脚跟在一群农村的野孩子后边满山乱跑，而这些词通常是队长在讲话时指那些穿了皮鞋或花衬衫的女知青。由于我从小就知道了如此大词，并且清楚其中的含义，所以后来到美国留学时，让那些自以为词汇量大的老美大吃一惊。
由于领导上对知识分子暂无明确定义，所以就很难讨论谁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本人认为要被尊称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以下素质：
首先，知识分子是“智者”，也就是有相当智慧的人。并不局限于所取得的学位和从事的学科，而是要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并且有已经成型的思想体系。
第二，要有独立于当权者之外的批评精神，用自己的观点批评和评论社会时政。
第三，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学术品行，无论社会形态和政治环境如何变化，其人品、学品可以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推敲。
先用以上标准先来推敲一下吃棕子时就会想起来的屈原，这可是古今闻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智商不能说不高。屈原不仅会写诗词，而且对当时的贪官污吏也多有批评。这位大诗人和忠臣最后因跳江自尽而名声大震，据说这跳江的原因是因为要当官而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我在这里不禁要问，这人的官瘾怎么这么大呀？
屈原虽然已死，但其以死来孝忠皇帝的故事却流传至今，具体的说是变成了在超级市场里跟包子和葱油饼摆在一起的棕子。另外，屈原的精神至今还在激励着许多被贬到海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博士、硕士们。他们的最大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被领导上重新赏识或捐弃前嫌而回中国谋个一官半职，美其名曰，实现报国之心。人有这样的追求，当然应该加以鼓励，但即便是领导上日理万机而一时没有注意到你，也大可不必寻死觅活，因为中国历史从古到今，已经有太多的棕子了。
无论人们怎么歌颂屈原，也得承认他是一个极不成功的例子，不足以后辈的读书人当成榜样来学。而另一个中国现代的名人郭沫若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很值得用知识分子的尺度来评判一下。首先要承认的是，他可比屈原聪明得多。此人当年陪伴于领袖左右，可谓红极一时，中国近代史上把自己的学问和良知都贡献给当权者的恐怕非他莫属。有兴趣的话只要去读读他在1949年以前(如<<凤凰涅槃>>)和以后的作品(如跟毛和来和去的那些诗词)，便可知道读书人的斯文原来也可以如此表达。这位在中国绝大部份读书人遭难的时候却被尊称为“郭老”的人，热衷于用其学问换取官位，后来变的批评精神殆尽，只知道高唱赞歌了。
跟有些在外国翘首以盼的海外赤子们相比，那些早已回国或根本就没出国的，现在有很多已经占据高位了。这些人基本上是以郭氏为榜样，放下自己读书人的身段而跟大小领导们在饭桌上“同甘共苦”，什么独立人格、批评精神早就被丢到太平洋里了。由此看来，这知识分子的资格也并非终身制，有些原来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后来由于跟领导太过近乎而毁了一世清名。
由此可见，读书多的人想要得到领导的赏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付出很多东西。有时候是人品，有时就是生命。因为书读的多，思维就比较活跃，思维一活跃，就会超出领导上规定的范围，也就是出了格，这就犯了做官的大忌。因此，读书人要想当官，就有两种办法。一是写文章往领导心坎儿上说，有时候领导有个想法，但又没办法或不好意思说出来，这就需要读过书的人在最恰当的场合、用最合适的方式，把领导的意思表达出来。而读书人通常都在写作技巧和察言观色方面受过严格训练，所以表达起来就显得得心应手。这样一来，读书人就能跟领导配合的天衣无缝。
在这方面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当年领导上要搞大跃进，但并不清楚要把亩产说成多少才能让老百姓相信。而且在有几亿祖祖辈辈是农民的中国，要想在农业产量上做大文章可并非易事。加上领导上也并非个个都是农业专家，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著名的科学家和读书人出来用铁的数字为领导说话。因为中国的农民不光尊敬知识分子，而且更相信知识分子说出来的数字。所以那时候报纸广播里的高产卫星和试验田等可都有读书人的功劳。
读书人要想当上领导，写文章往领导心眼儿里说当然是一个比较可靠的的办法，而且成功率也高。但问题就在于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数字，所以对很多读书人来说就不那么显得简单易行。所以想当领导的读书人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去歌颂上级领导本人。这后一种方法通常比较容易实行，也不要求太多的专业知识，只要学过排比句等重叠句式，就可以开始工作。而读书人在这方面几乎个个是高手，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层层叠叠(如四个伟大、四个坚持、三个代表等)，领导上就喜欢看。
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实例，当年伟大领袖本人就从未在公开场合吹嘘过自己(但私下里的情况我们就不了解)，而且也是当年在全中国唯一没有公开喊过自己万万岁这种口号的。这都是因为一些读书人体会领导意图太过深刻，所以把对领导的无限热爱搞成了个人崇拜，给领导上捅了一个大漏子。有许多人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突然一下就变成了反党集团，这里面就有不少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
我一直在尽力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但却不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真正内涵在中国还能不能被找回来。我希望有一天，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是众多专家、学者和思想家的最高荣誉。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章程>>，(1997年9月18日通过) ，总纲
2、<<求是>>杂志，2002年第14期，“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原载《观察》 (薛东华 7/19/200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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