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爱说“在国际交往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得到各国的尊重”等，诸如此类的话。这虽不无道理，也只是局部真理，不能一概而论、绝对化。利益仅仅是一方面。利益朋友当然也重要，但道义之交的政治上的朋友也同样重要。面对一个强大的无赖，人们威惧则有之，尊重则未必也。
前领袖毛泽东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两极化，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比较富裕的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略为贫穷的共产世界。两大敌对的集团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等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中国的屁股后面也有一批亚、非、拉的小兄弟，亦步亦趋紧跟过几天，可惜，都是打着道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招牌的利益之交，脸和心不和。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小兄弟们或另投明主，或反目成仇。咱们打肿脸充胖子，不顾自家饿死几千万，节衣缩食支援他们，结果养出了一群白眼狼！真是何苦来兮！
近20年来，民主大潮汹涌而来，威权政府纷纷垮台，千百万人民挣脱独裁专制统治的绳索，生活在自由之中。连老大哥也弃旧图新、改邪归正，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顺应时代潮流，迅速向世界主流靠拢。而咱们泱泱中华，至今仍执迷不悟，抱紧僵尸不放，经济开放，政治封闭，昧于时代大势，精于维护专制，抓了党权，丢了人权，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处处树敌，八方遭忌。
以落后抗衡先进，以专制抗衡民主，以僵化抗衡变化，以野蛮抗衡文明，以人治抗衡法治，以愚昧抗衡科学，以黑暗抗衡光明，以极少数抗衡大多数，只能愈来愈孤立，最后吃亏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
政治体制深刻地影响各个国家如何去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相似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如亨廷顿言：“民主国家同其它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发动战争”。而专制政权崇尚暴力，共产体系的国与国之间，也往往争战不断。民主与专制的敌对、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是仅仅靠贸易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互访可以消除的，不是靠各种公报、条约、声明以及“亲切友好的会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这些都是外科手术，箭杆锯断了，但箭头仍留在肌肉里。
国际交往中，中、美关系至关重要。我方一直在十分努力地加强中、美两国政府的友好合作关系。9月11日，美驻中国大使雷德在中国国家图书馆“9．11”图片展开幕式上说，“9．11”事件“向美国人展示了我们确实有敌人，但不是中国”、“两国政府共同做出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预示着两国关系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美不是敌人，但也不是朋友。这“美好的未来”，是出于互有需要而精心创造的：美国重视北京，是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在美国反恐行动中掣肘；北京向美国示好，除了集中精力准备16大以及应付内部重重问题外，更在于减缓或破坏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美好的未来”的基础脆弱之至。
老江10月底访美前夕，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得意地强调美、中关系处于“蜜月”状态。不错，“9．11”后，美国为构筑防恐包围网，迅速与被小布什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我方靠近了。但这种出于各自眼前利益考量、毫无“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的“蜜月”，不过是一时“苟合”而已。
我们的外交政策，奉行的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原则，不讲道、只讲技，不讲是非、只讲利害，不讲原则、只讲交易，不讲长远的战略、只讲临时的战术！大国外交，固如是乎？
为了减轻西方对我人权的责难，维护一党私利，不惜出让经济利益，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了与西方抗衡，经常与一小撮极端专制独裁的反动政权勾勾搭搭。2002年4月在江泽民访问伊朗期间，《伊朗时报》公开声称，美国是伊朗与中共的“共同敌人”。近日在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喊打的时候，伊拉克外长访华，与我方共同声明反对美国倒萨……，大国外交，固如是乎？
而且，我们总是一如既往地以打肿脸充胖子、勒紧裤带助独裁政权为乐……。当年咱们那样做，是为了“共产主义远大事业”。而今与朝鲜、伊朗、利比亚和古巴等政权之间，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兄弟战斗情谊”，早已成无源之水，断流已久。再那样充大施主、充大头，不真成了冤大头了吗？我们被当初那些小兄弟反噬得还不够吗？大国外交，固如是乎？
再这样下去，所有民主国家都可能是我们的潜在敌人。西方社会从我们的经济发展中，看见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的威胁。“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反华势力”无所不在，猖獗日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年甚一年。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多。种种干扰，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国家振兴的脚步，增加了中华复兴的成本。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担心、防范，源于民主对专制根深柢固的抗拒和敌视，不是靠重复几句“绝不称霸”的口头禅可以消解的。
刘宗坤先生说得好：“谁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个问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之前，中国难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一个没有政治朋友的国家，难以只靠其贸易额而成为政治大国。所以，在中国在国际间拥有真正的政治朋友之前，所谓大国外交，不过一句空话耳。”
唐《晋书》曰：“先王议制，以对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前一句谓议定制度的原则要因时制宜；后一句谓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作出适当措施，哪些继承，哪些扬弃，都要看目前大势。要真正化敌为友、在国际上广交经济朋友外更广交政治朋友，关键在于内顺民意民心，外顺世界大潮，认同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划，变伪民主为真民主，变轻人权为重人权，如此，才能得到一个大国应有的尊重，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去；如此，才有资格傲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