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专门报导中国事务的记者莫斯基(JONATHAN MIRSKY)二十三日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八十五岁的李锐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而那份杂志是高级官员必读。文章说，“国家要民主化，必须首先实施党内民主；否认，一切都是空的。党内民主化必须从中央开始--在各级组织都要从最高领导开始--否则也是空的。”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挑战，《炎黄春秋》会发生什么事还有待观察，因为共产党的习惯是关闭敢于蔑视其权威的杂志。
有些西方观察家把希望寄托在深圳最近宣布的政治改革。但很清楚那些改革都是要加强共产党的统治，尽管党会从个别行政领域撤出。非共产党团体对于政治权威的竞争仍然被排除在外。
李锐曾经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暴君身边，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党的统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从来都不缺乏勇气。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记述，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元帅警告毛泽东说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是场灾难，毛主席立即清算彭德怀及其相同意见者，说他们右倾，试图分裂党。
李锐不顾毛泽东的愤怒，相信彭德怀的警告，“打破了甚至阻止党内高层真诚批评的沉闷气氛”。不幸的是，李锐太乐观。那种气氛没有被打破，李锐本人多年政治上难以翻身。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他谴责镇压学生运动差点被开除出党。现在，用毛泽东过去的说法，李锐在准备“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告诉中国新领导人胡锦涛及其务实的同事放弃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教条。
这正是七十年代末期聚集在西单民主墙那群人的观点。在中国那个短暂的言论自由时期，徐文立写文章说，“有人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那之后才有时间讨论民权。他们说，我们暂时不用考虑国家事务。但在那种情况下，人民如何表达他们的力量？”
徐文立的文章说，“那个目标是否要把中国人变成生产线上的工人，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面那样？人的智力有何用处？由于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出国。许多人都没有回来。那是最明显的迹象。”
如果他在那时有影响，一九七九年就会是李锐为党提供更重要思想的时刻，像现在这样：“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是最快、最有效遏制滥用政府权力的手段，必须得到充分保护。”
北京最近的指示虽然日期是新的，其馀都是标准内容，要求媒体遵守党的路线，尤其是在“负面”新闻上，例如农村和城市的不满，自然灾害和逮捕“不稳定因素”等报导。
一九八一年，徐文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监禁十五年。他于一九九三年被提前四年释放。一九九八年，他再次被逮捕，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又判处监禁十三年。
有些中国观察家说徐文立被提前释放是中国放松统治的迹象。魏京生和王丹被释放随即流放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同样的乐观主义。实际上，这些都是对付美国的手段：释放魏京生是要换取白宫一九九七年欢迎江泽民访问；释放王丹是要保证克林顿总统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徐文立一九九三年第一次释放是北京要得到美国贸易“最惠国”地位承诺，他的第二次释放是安排江泽民去年十月访问美国时达成的交易。
（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