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在他的《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中，介绍了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所做的一个研究。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借助慢速录影和计算机模仿精确地计算在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Bak和Chen由此提出一种"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的理论。
沙堆达到“临界”时，每粒沙与其他沙粒就处于“一体性”状态。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一体性”的接触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下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那时沙堆的结构将随每粒沙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结构性失衡──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中国也如同这样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时候，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崩溃的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一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用铁锹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坍塌越烈。试验表明坍塌过程将持续到沙堆重归临界状态。不过人类社会与沙堆有一个区别──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是没有能动性的，可以视为常数，因此沙堆的临界状态也是恒定的，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有能动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变量，由成千上万这种变量组成的社会，平衡状态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而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促进临界值提高。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社会平衡的临界值也就会随之锐减。
这种临界值的变化，使人类社会的崩溃存在着愈演愈烈的性质，最终的结局将非常惨烈。前面对崩溃导致死亡人数的计算，就是这种临界值变化的体现。之所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不能以“打倒”方式去进行，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在“打倒”旧制度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进入愈演愈烈的崩溃。
不过，这也不能成为保守不变的理由。因为“超临界状态”对社会而言是无法保持的，崩溃迟早发生。拖得越晚，“超临界”的值越大，崩溃也就越严重。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然而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不去自觉地进行政治改革，专制政权难逃此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