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的讲话，标题极为煽情：“一想到给党抹了黑，我就悔恨终身!”直到此时此刻，他还想扮演“忠党爱国”的典范，比周星驰的电影还要搞笑。有人用“三段论”来概括肖作新的“忏悔秀”：一为“出身论”，二为“功劳论”，三为“赎罪论”。
所谓“出身论”，肖作新一开场就迫不及待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相依为命。我是吃助学金长大的，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有了这段铺垫，肖作新接着便历数了党对他的关怀：“二十八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原阜阳行署教育局副局长，三十八岁时当上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最后把我放到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阳市人代会上以仅失五票的高票当选市长。”中共是一个讲“出身”的党，它很看重“根正苗红”。“革命后代”当然是“自己人”，而“贫下中农的孩子”也是值得信赖的。当年遇罗克因为反对“出身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出身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肖作新紧扣“出身论”作文章，不愧为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官员。
所谓“功劳论”，肖作新在法庭上说：“为了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为自己表白还不够，他还见缝插针地为一同受审的老婆周继美表白一番：“她为人热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两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务。正是因为她忙于家务，才使得我能够超脱于家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这番“动了些感情”的话，却经不起稍微的推敲：作为市长夫人，在家里干些煮饭、炒菜、洗衣之类的家务，是家庭主妇的平常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对一千多万阜阳人民的奉献和牺牲了呢?
所谓“赎罪论”，肖作新在二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最后我要强烈表达的是，我期盼着神圣法律的公正判决，若能得到从宽处理，我将倍加感谢和珍惜，认真改造，重新做人。”他还想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但是，我感到迷惑的是，正是因为前几年他在市长任上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才聚敛了一千九百万人民币的财富；倘若让他继续“服务”下去，人民的损失又会增加多少倍呢？
与肖作新的“忏悔秀”不同，丛福奎打在受审时打的却是“佛教牌”。作为河北省前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的丛福奎，因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人民币而被捕。案发之后，丛福奎不仅拒不交待贪污腐败的具体情况，反而在书写材料的时候大书特书“佛教治国”的论调。办案人员发现，丛福奎迷信一个名叫殷凤珍的“女大师”，他对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女子崇拜得五体投地。丛福奎在石家庄和北京的住宅内，不仅设有佛堂、供奉着佛像，还设有供道台、供神台。在卧室的被褥下面，铺着一大块红布，上面衬着黄绫，四周还缀有铜钱，黄绫下面压着五道佛令，枕头底下还有五道道符。“女大师”告诉他，有了这群菩萨的保佑，他就万无一失了。
然而，这一切还是没有挽救丛福奎的垮台。丛福奎案发之后，“女大师”也身陷牢笼。像丛福奎这样一名中共高级干部，居然放弃党章上首要的规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转而加入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的行列，这对于中共这个奉行僵硬、单一而顽劣的意识形态的政党来说，不啻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后来，丛福奎交待说，作为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的原因，是得知自己在仕途上没有了进一步升迁的可能。由于无法再往上爬，他便“改换门庭”，从“党啊亲爱的母亲”的怀抱扑向了装神弄鬼的“女大师”的圈套。
再说被判处死缓的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贪官们怎么看都像是“难兄难弟”。比丛福奎幸运的是，李嘉廷摘掉了官衔前的“副”字，实现了成为一省之长、封疆大吏的梦想。但是，李嘉廷是否就坚守住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呢？办案人员从李嘉廷家马桶的水箱中搜出五本不同国家的护照来。看来，李省长信仰不是“马列主义”和“三个代表”，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没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其实，道理很简单，以李嘉廷的清华学历和聪明才智，他不难作出这样的基本判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全球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全球已经没落。于是，他就像泰坦尼克号上敏感的老鼠一样，及早地觉察到了中共这艘巨轮即将沉没，早就办好了西方各国的护照，这些护照被他看成是逃上救生艇的“船票”。
肖作新、丛福奎和李嘉廷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一边敛聚数以千万计的财产，一边“改辕易帜”而“别投他宗”。老百姓们会算一笔简单的账目：安徽、河北和云南都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几千万的财产可以救济多少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和失学儿童呢？而我更加关注贪官们的信仰──就在丛福奎事败之前几天，他还在河北某市主持“三讲”教育工作，脸不红心不跳地大讲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有哪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能够设计出如此荒诞的情节来呢？说到底，无论是“毛主席的革命理想”还是“江核心的三个代表”，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真正信仰的只有权力和金钱。
其实，在“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中共官僚都与肖作新、丛福奎、李嘉廷等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伪信仰”，曾经迷惑了无数在苦难中挣扎的民众。然而，由于在经济上取消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剥夺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在文化上毁灭一切异质思想，这种“伪信仰”最后只能走向暴力镇压和专制统治。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和天安门的大屠杀之后，这种“伪信仰”破灭了。虽然它依然存在于党报和政治教科书上、存在于官员们在大会和电视屏幕上的讲话之中，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它已经沦落为一种谁也不会当真的“笑话”和“大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