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十月十五日发射，绕地球十四圈后，十六日成功降落内蒙古。“中国成为世界航天大国”的宣传铺天盖地，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顿时成为国家英雄，那张东北人的面孔，贴满了传媒，国人的兴奋代替一切，忘掉了成功的另一面，掩盖了一些重要而严峻的事实。
● 当局称神舟五号只花费十亿人民币
香港与海外不少人批评神舟五号花掉一百九十亿人民币，而不顾国计民生更重要的需求，不错。但殊不知就在杨利伟十六日凯旋抵京半小时后，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谈到航天资金时的说法是：“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到现在进行了十一年，大约使用资金为人民币一百八十亿左右。”他还说：“一共组织了五次发射，前四次每次要一亿美元的直接消耗，第五次即神舟五号载人飞行。试验多一点，但直接消耗不到十亿人民币。”
算下来一百八十亿元只合二十二亿美元，五次发射只花了五点三亿美元（合四十三亿人民币）。谢名苞说，基础设施花了八十亿，另一百亿花在飞船、火箭等消耗性产品上，这一百亿应包括五次发射之四十三亿，尚有五十多亿呢？谢名苞说还有“对人才的培养”。
这和曾参与中国核工程的何祚庥院士对纽约时报所说中国太空发展经费每年二十亿美元，相差太大，究竟是十一年共计二十亿，还是一年二十亿美元？是谁在撒谎？日本专家推测神五花费二十四亿美元。如果以每年二十亿美元计，十一年便是二百二十亿美元，此数合一千八百多亿人民币，不是小数。
据悉，发射一次太空船的花费，美国是一百亿美元，俄国是数十亿美元，中国当局说“我们不够他们一个零头。”大公报则借外电吹嘘：说中国有三千六百亿美元外汇储备，五百三十亿美元外资直接投入，二十亿美元航天经费只是一个小数目！而人民日报社论更自豪说，神五上天“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暗示了中国为了航天的大事，是舍得花大钱去办的。总之，中国的航天费用没有向人民交待清楚，官方的低消耗数字，一方面可以应付国内的批评，另方面也可能包含一些“超经济”的征用成份。
● 新华社透露航天烈士五百余人
中共媒体报导神五升空八项世界第一，安全性达到零点九九七（即一千次只失败三次），成功率百分之百。但是，又不敢电视实况转播发射现场，怕万一失败“影响不好”。
其实，一直处于“绝密”状况的中国航天真相被隐瞒的实在太多。公开的只是其中亮丽的一部份。中央电视台在神五上天前夕播送的一套航天纪录片《撼天记》披露了一些早期火箭发射失败的镜头：一九八九年一月“长二捆”二号火箭开工，经过匆匆十八个月搭起九十七米高的发射塔，火箭提前到位，结果失败，火箭爆炸，人员伤亡。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发射“澳星”时，再次失败，火箭坐地不起，再次爆炸，设计专家等人丧生。
酒泉发射中心，航天发射场东北部的烈士陵园长眠着五百多名航天人。
但究竟中国航天发展牺牲了多少人？中国航天集团的新书《中国飞天记》透露除上述两次事故外，还有九五年一次，九六年二月与八月两次，都是火箭发射失败，坠地爆炸，箭毁人亡，但全书无一字对事故的伤亡人数作具体说明。几经搜寻，才找到一点线索。十一月号中国画报大篇幅报导神五上天的辉煌成功，在介绍酒泉发射中心时，刊登了一张太空“烈士陵园”照片（如图），墓碑之多，有“数不清”的感觉。究竟有多少人埋葬在这个遥远的航天城？偶然地，在新华社十月十一日的一则电讯“走进中国航天第一港”中，发现了一段文字：
“记者的思绪回到了发射场东北部的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中国飞天事业的奠基人聂荣臻元帅和五百多名航天人。”这是记者顺便带出的报导，却是一个权威的见证：五百余人死去。但是，人们仍然不可能如美国那样开放透明地了解国家的尖端科技发展状况。美国八六年挑战者号穿梭机升空爆炸，七名宇航员丧生，为万众瞩目。今年二月哥伦比亚号落地时解体，也是七名宇航员丧生。迄今美俄宇航员上天八百人次，牺牲总数是二十二人。
试验场的死亡记录是：苏联一九六零年十月在拜科努尔发射场死一百余人，一九八零年三月在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又死五十名技术人员，两次都是火箭发射时爆炸。八三年巴西火箭试验死二十一人。苏联人邦达连科是死于太空的第一个太空人。而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则死于六八年一次喷气式飞机坠毁。
● 不提宇航员赴俄罗斯受训
看来，中国的航天死人是最多的。从叶永烈报导的一九七九年航天训练实况，可以看到当时还是“土法上马”那一套。一九七零年中国卫星上天，钱学森向中央建议搞载人航天，获毛批准，训练基地的工作甚至是在野外帐篷里进行。《中国飞天记》不讳言，直到九十年代航天工程师们，为了攻克难关，不休不眠，有病不医，他们的口头语还是文革时代的“活着干，死了算！”有一次事故中，还组织了二十多人的“敢死队”。他们的航天史，只有光荣记录，五百人的牺牲，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神舟航天计划是一九九二年启动的，《中国航天报》透露“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神舟飞船防热设计人员先后多次前往俄罗斯做试验。”并炫耀中国专家的本事高过俄国同行，但在这次神五成功的民族主义狂飙中却不提中国宇航员接受俄国训练的事实。
前苏联第一位女性宇航员捷列什科娃却不客气地（在东京）指出：“中国的太空人曾在俄罗斯卫星城接受数月严格的体能训练，经受高温、摆脱地球引力、失重和无引力状态下血液变稠、令人不舒服等太空飞行模拟状况的考验。”她认为“中国光靠自己不能完成这一壮举。”（美联社东京十月十四日电）。
一九九八年《上海经济报》也曾报导中国宇航员吴捷、李清龙（译音）九六年十一月起就在俄国加加林宇航中心受训，九八年底以优异成绩结业，掌握了俄国联合号太空船的空间技术，而杨利伟等正是吴李教练出来的俄国航天技术传人，选杨利伟上天，为的是要用“自己训练出来的人”。中国的原计划是在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周年发射载人飞船以逞国威，由航天总公司负责和俄国、乌克兰合建载重二十吨的运载火箭。
但无下文。为何又延后四年才载人上天？因为中国的航天发展完全是循苏联早期模式，从空军机师中挑选宇航员，然后一切都是“军事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