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2001年回到北京最初参加的几场高尔夫球赛时，31岁的马先生说到了令他震惊的情节：“一个朋友的球没打中，竟将球棒扔到了水里，让球童下水去捞。由于球童捡回许多球，打球人就把球随意乱放。我曾听到人们说，在中国，所有打高尔夫球的人都是瞎子。有人身居高位，花公家的钱打球，对他们这种打法你就必须忍气吞声。我曾看见这样一个人，把球打到了球道边的深草区，他挥了数杆并将球移动，但一杆也没有算。我又能说什么呢？”
最后马先生表示：“在中国，高尔夫球可能是有钱人的运动，但却不是一项高尚的运动。”
“我不在乎，我有钱”
10年前，中国仅有4个高尔夫球会，而现在已接近200个，其中包括深圳拥有180洞球场的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该球会即将成为全球最大高尔夫球会。但是，高尔夫球在中国似乎演化成了一个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游戏。在其他国家，对个人风度的重视绝不亚于得分。如果高尔夫球像一句玩笑所说的，“本来是一场绝佳的散步，可惜被搅乱了”，那么在中国，许多人会说，搅乱它的通常是大量赌博、作弊、喝酒、喧哗、阻挡、偏袒和对球童的虐待。邓小平曾将中国的社会制度描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认真的参与者在中国打高尔夫球时，必须准备面对“有中国特色的高尔夫”。
据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前总经理AylwinTai称，中国的一些新手似乎对打球的基本礼貌一无所知，在其他人挥杆时甚至不懂得等候，有时能见到几个球同时打了出去。他说：“在海南，我曾见到8个球同时飞起的情景。”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崔志强称：“我们宣传说这是一项优雅的运动。但我们会员通常的反应是：我不在乎，我有钱，我不一定要把球摆在那个位置。由于缺乏悠久传统，球场礼貌成了最首要的问题。”
的确，中国的高尔夫球热出现得太快，新球手几乎没有时间学习挥杆和轻轻击球，更不用说学习球场礼貌了。中国的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球场也是在1984年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才有了一份译成中文的打球规则手册。直到最近，为防止腐败，高级政府官员大多还被禁止购买会员身份或在公众场合打高尔夫球，特别是在工作日。
但是现在，在树叶还没长出，狗牙根草还没萌芽的时候，新的高尔夫球场就开业了。这种源自西方的运动将触角伸到了北京；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北京的高尔夫球场数已从3家增至30家。在同一时期，日本人开办的竹田伟业高尔夫用品商店在中国的店铺数量已从1家扩展到10家，目前在北京，上海和天津都设有分店。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会员每年增加25％。北京去年一年半就新开设了5家高尔夫球培训学校，其中的第一家－－－北京精英高尔夫训练营着重强调“商业高尔夫”，即为建立商业联系而进行的高尔夫球活动。
据专家估计，中国的高尔夫球参与者约有100万人，会打高尔夫球的外国游客和商务人士也越来越多。目前在北京Eagles高尔夫球独家社团担任秘书、以前曾是记者的马福生说：“先前是卡拉OK，现在是高尔夫了。”
“这球是我的，我随便打”
大量新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投入巨大热情，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种被称为“绿色鸦片”的运动，不仅能在顷刻间彰显身份、建立商务联系，而且还让人享受了舒缓、敛心的运动，与太极颇有些相似之处。
马福生说：“对人类来说，高尔夫是一种最有益健康的运动。它能改善人的性情。这种运动与现实生活非常类似，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挑战，教你坚忍不拔，心胸宽广。”
像中国很多富人一样，马福生对高尔夫球上了瘾，每天不仅忙着打手机为Eagles联系业务，而且平均每天要打一场半。有些人认为高价购买了会员身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马福生对此不以为然。这位衣冠楚楚，说话柔声细语的秘书称：“我有个日本教练，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高尔夫球史，礼貌和着装要求。打高尔夫球文化第一，打球次之。”
坐落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庄严的皇家古典高尔夫球俱乐部拥有250年历史，管理着包括中国在内100多个成员国，是制订高尔夫球规则的权威机构。该俱乐部下月将首次对全球高尔夫球规则进行修改，包括礼节和球的放置。附加条文中写道：“在该运动中要照顾到其他参与者，并遵守规则，这依靠参与者个人的品德。所有参与者应自我约束，任何时刻都要表现出礼让和运动员风范。”
然而，中国的高尔夫球参与者对这样的告诫仅仅是花些时间听听，或者说关心一下而已。在中国从事了11年高尔夫球场管理的澳门专业人士肯斯·劳臣说：“人们纷纷加入学习球场规则的队伍，而道德准则的学习却被人忽略。”劳臣先生现任高尔夫球会就业和培训机构AcademexLtd的主任。
劳臣先生开玩笑地说起中国的高尔夫球“规则”：“高尔夫车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碰撞；我的一个电话比任何人击球、时间和专心都更重要；暴力行为受到鼓励；我的得分卡可以随心所欲地填写；我才不管这是什么球，这球是我的，我随便打！”
劳臣先生说，他不得不去调解打球时的许多争端。“有一次，一个台湾人把手架在一个大陆人的脖子上。他没切开对方的气管就算万幸！”
香港先施保险公司经理VictorMa是个高尔夫球迷，常常到大陆打球。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大陆的高尔夫球参与者对耙平沙坑和绿地修复一无所知。他认为，是那些“新贵”不愿意自己加快速度或让他人先打，否则他们会觉得丢面子。
“每一次挥杆都意味着一场赌博”
除一般的礼节外，其他观察家称作弊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罗素·普鲁伯特长期在北京居住，是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负责人，同时还是三里屯餐吧Frank’sPlace的所有人。他记得曾亲眼看到一个商界名人在比赛时从自己兜里掏出一个球放在地上。
当然，对球场上作弊故事的描述可能言过其实，况且其他国家在高尔夫发展史上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期。且在整个亚洲，就像在美国一样，为使比赛更加刺激，也难得找到四人对抗赛中不加入一定赌博成分的比赛。
劳臣先生说：“在这里，高尔夫球主要用于赌博。”马福生指出，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一洞赌一盘菜：一洞是小虾，一洞是龙虾，一洞是鲍鱼。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两千块钱算不上真正的赌博，一百万才算。
难怪，在中国名列前茅的女高尔夫球手李玲说：“每一次挥杆都意味着一场赌博，获胜者都欣喜若狂。”李玲还担任北京体育大学去年刚开设的全国第一个高尔夫管理课程的讲师。31岁的李玲表示，她在该大学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既讲授打球知识又强调道德品质的老师。
但是，摆在李玲和她所培训的教师面前的是一项向高尔夫球手灌输道德观念的艰苦任务，而原因不仅仅在于礼仪和赌博等问题的存在。在中国，一个球手的社会地位仍起着很大作用。马福生解释说：“如果一个年龄比你大或社会地位比你高的人把球打到了沙坑里，你也不得不跟着把自己的球打进那里。”
劳臣先生说，这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经常和老板一起打球的人抱怨道，他知道我每次必须输给他，但还是把赌注越下越大。”据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普鲁伯特说，在北京机场附近打球时，一名官员每次在飞机从头顶飞过受到干扰时可以重新开始，而其他级别比他低的人不敢说什么。他补充说：“但总的来看，高尔夫的风行是因为它被一些小人物视为进身之阶，为他们和那些有影响人物共同度过几小时轻松时光提供了一种途径。”
在我们历数的种种问题中最后一点是对球童的虐待。球手与球童之间的关系通常应该是互相尊重的。然而在中国，球童大多是来自农村贫苦地区的妇女，被每月可能高达400美元的小费所吸引。作为代价，球童必须忍受辱骂，偶尔还要挨几下打，比如在打球人按照球童建议而打偏了的情况下。劳臣先生说：“有一次，球童被球手用球棒打折了骨头，尽管这不是普遍现象。这个球童的过错是要去捡一个旧球，而打球人认为那是他的。”
但是，许多人乐观地认为，随着高尔夫球参与者的成熟，这些中国高尔夫球场上的不文明行为会逐渐消退。希望寄托在李玲女士在北京体育大学开设的两年课程等新行动上。李玲女士的班里有23名求知心切的学生，每年支付625美元学费，学习内容从专业术语到高尔夫球棒端面之间的区别，再到“不要用脚去踢球，不要大声喧哗”，无所不包。
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普鲁伯特先生称，一切转变发生得太迅速，高尔夫球在中国的发展步伐超过了中国自身。中国的高尔夫球参与者会比外国人更认真，进步更快。
劳臣先生表示，更文明的球场行为，以及许多人声称高尔夫球培养出的绅士素质的显现只是时间问题。他预言道：“随着中国高尔夫球历史和传统的发展，自尊心和同侪压力将成为自然的引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