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一大游行，香港市民提出政治改革的诉求以后，董建华的特区政府一直不做明确的答覆，北京也不做明确表态，讲得都是原则性话语，以致香港的政治前景进入混沌期。期间，又经历了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市民在用脚投票后再用手投票选举民主派和独立人士进入区议会，十二月三日董建华到北京述职，虽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对政改的关注，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董离开后，中国御用学者中的所谓“法学权威”出来说话，将政改的启动权由基本法规定的香港立法会解释到北京手里。今年元旦，香港民主派再组织近十万人上街要求政改。一月七日董建华做施政报告，总的回避政改问题，一方面组织三人专职小组来研究，另一方面公开声言以前之所以不答覆，是因为中央来“接触”而推迟。敢于透露这个机密，显然是经过北京的认可，表示政改问题由北京接手。
北京跳出来两个原因
这个过程，是香港市民从向董建华要求民主逐渐转到向北京要求民主了。本来以为绕开北京可以减低中港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北京直接表态而出现尴尬情况，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在这期间，因为北京似乎也谨守不干预原则，而且努力为香港经济解困。但是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直接对阵。
北京之所以最终跳出来，恐怕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北京开始认为只要香港经济情况改善，民主诉求就会降低甚至取消。这是中共一贯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旧思维，把人当作只会吃东西而没有精神诉求的禽兽。一旦香港经济恢复一些活力而市民仍然热衷民主时，北京没有反思自己思想的落伍，却认为香港市民得寸进尺、吃硬不吃软，因此决定由它自己出面来摆平香港对政改的要求了。
第二，董建华太无能，半年下来，施政处于瘫痪状态，连经济上出现比较有利的形势也不能化解民众的政治诉求，何况又出现维港巨星汇混乱演出事件、暴露政府内部黑箱作业的平机会事件，以及企图缩短选举投票时间来遏制民主派选票不果事件等等，民主气势壮大成长，而保皇力量日益吃瘪，导致民建联主席曾钰成被迫辞职。因此中央觉得如果自己再不出手，民主派将来就更难收拾了。因此架空董建华而把自己放在第一线。
以势压人和乱扣帽子
不过北京也还讲些策略，那就是推出号称“四大护法”的法律专家来歪曲基本法以阻止香港市民对加快政改的要求。因此不但有去年十二月上旬“四大护法”喝止香港市民追求民主的举动；到一月中旬，其中的“两大护法”又利用在香港开研讨会的机会再度以强硬的态度制止香港市民的政改要求。由于他们的理由根本站不住，因此只能以势压人，不但张牙舞爪，而且乱扣帽子，其中以扣“港独”的罪名更为吓人。总之，他们以为只要把香港市民吓住就可以了。
北京的打压行动集中表现在由香港亲共组织“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在一月十六日举办的《政制发展与“基本法”研讨会》上，北京的两大护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前基本法草委萧蔚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光临参加并且发表讲话，作为全面清算香港政改诉求的纲领。
原来起草基本法的中共“四大护法”并没有夏勇的份，他们是萧蔚云、北京大学兼任教授邵天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吴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但是这一轮政治改革的争论，邵天任已经让位给夏勇，想来年事已高，不堪老天所委重任了。基本法开始起草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完成也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世道变化很大，就如萧蔚云当年到苏联深造，哪里懂得资本主义的法律，用苏联那一套来看香港的法律，他怎么懂？而用马列主义的法学观念套在香港的“一国两制”，不是要香港的命？所以他们在香港发表的言论使不少香港人感到“震惊”。
大放厥词歪曲基本法
那个夏勇，同香港打交道还不久，口气就很大。他说：“在内地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大学生或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他们对通过香港发表一些法律的评论、新的活动和互动，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产生的互动，有乐观的一种期待。同时香港有些朋友跟我说，实际香港人对《基本法》的认识很淡薄，有的大律师好像从来不看《基本法》，这个可能是不是真的，我不敢随便说。”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企图否定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难道中国的法治观念比香港强？他还以首长的架势指着记者说：“还有一些新闻记者，有多少新闻记者今天坐在后面的，真正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基本法》？我这么说会冒一个险，得罪记者，因为记得有一种说法，什么人都可以得罪，但就是不能得罪记者。还有一句话说，你想要好好讨好记者，你就要喜欢记者。我非常喜欢记者，但我不会讨好记者。”
如果说夏勇在作风上表现狂妄，那么萧蔚云在“理论”上则是大放厥词。他不顾基本法对中央与香港权限的划分和“高度自治”的承诺，声言中央对政改是“管到底”了。而且不顾基本法规定二○○七年以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须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就可以修改选举方式的规定，蛮横的说，二○○七年以后就不包括二○○七那年。这完全是强词夺理。至于说基本法没有规定二○○七年可以普选，但也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普选，因为修改选举方式可以有多种方式，而普选当然是其中之一种。他居然还说，人大常委会“可以备案，可以不接受备案”。那为何不直接写上“批准”呢？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干脆说，二○三七或二○四七年后或者才是普选的日子，因为邓小平反对一人一票的选举。原来这就是中国眼中的“法治”。“五十年不变”原来就是五十年不可以普选！
卖弄无知，蛮横无理
更恶劣的是，萧蔚云还反对“还政于民”，他说：“还政于民就是当家作主，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点就已经当家作主了，现在还重提当家作主，此意何在？难道香港六百万人都去当行政长官，这就是还政于民啊，不可能这么理解。”把人民要求的投票权利说成是想当行政长官，是他的无知，还是恶意歪曲？
为了更广泛的阻吓香港市民，当局安排了萧蔚云一天接受九家媒体采访的重任。萧蔚云成了阻止香港政改的擎天一柱，他也更加得意的吹嘘他的“理论”，可怜一个八十岁的人是否堪此虐待？
“专家”们的高见引起香港舆论哗然。当然，香港土共很高兴，有形容“拨开乌云”者，有奚落香港人“蠢”者。香港民主派虽然颇为不满，但也有的认为“护法”还不能代表中央的意见，他们比中央还“左”，目的是试探反应，然后稍稍退却，让市民觉得中央“让步”了。这种看法还有一定普遍性，也许北京会稍作让步达成双方的妥协。但是对中共的本质也实在不要有太多的幻想，维持“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是不会变的，对香港施加一百公斤的压力再减少一公斤，香港市民就要感恩戴德了？
三人专责组难起作用
当然，特区政府还有一个三人专责小组可以在中央政府与香港市民之间起沟通作用。这三人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虽然曾牵头，但他是土共眼中的“港英余孽”，梁则是土共，林是圆滑著名的董建华爱将，因此曾起不了作用。而当市民怀疑曾会不会出卖香港人的利益时，曾以“喝香港水，流香港血”来表白。虽然这像是指天发誓，但在共产党听来，又有“港独”的味道，对他更不会信任了。总之，香港和北京面对面对阵以后，香港民主派的责任更加重大，如何坚持原则，但又避免公开冲突，考验他们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