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1967年1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1972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