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ＣＳＩＳ 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Ｊｏｈｎ Ｊ Ｈａｍｒｅ，ＣＳＩ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兼执行总裁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Ｈａｍｒｅ此行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介绍ＣＳＩＳ历时一年时间完成的研究报告《银发中国 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以下简称《银发中国》），这个报告引起了中国政府官员和参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该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到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5％；到2030年，这一比例升至24％；到2050年，将有近1亿的中国人口超过80岁。而中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到2050年可能会失去约18％至35％。
《银发中国》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是由于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想像，随着老年人更长寿，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问题。这意味着，今天被娇惯的“小皇帝”们，终于有一天会发现，他们的孝道负担实在很重。
谁“替旧制度付帐”
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将受到严重挑战！
《银发中国》两位作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Ｎｅｌｌ Ｈｏｗｅ提出警告说，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包括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帐户。Ｊａｃｋｓｏｎ说，“现收现付制依靠现有劳动力为社会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如果银发中国还不是非常富裕，那么届时中国工人的微薄工资将难以支撑一个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Ｈｏｗｅ补充说，“这不是个最优的制度，它在一些老龄化的西方国家已经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只不过这些国家远比中国富裕得多，所以仍可以支撑。”
个人帐户是1997年改革后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养老金的途径，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帐户掏钱。”Ｊａｃｋｓｏｎ说，“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没有资金的旧制度付帐。”
关于“替旧制度付帐”，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博士解释说，按目前的缴费率，私营企业的员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应交工资的24％，“这大大超过了为满足他们将来享受的养老待遇所需要缴纳的费率。实际上是变相让现在的劳动者为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交纳双重养老金。”
ＣＳＩＳ老龄化项目顾问周健工说：“中国目前未能把个人帐户做实也是令员工不满原因。从两个层面收来的费用存在政府的同一个银行帐户里，地方政府可以经常调用个人帐户里的资金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福利。而后者的需求总额超过了社会互济缴费和个人帐户缴费的总和，因此，如今的个人养老金帐户是‘虚’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企业和个人逃避交纳个人养老金。”
社科院的金融博士张昊也赞同周的观点：“谁也不会愿意为一个没有实际资金的帐户去交钱，个人帐户只有做‘实’，才能发挥它的应有效用。”
30年完成150年的转型
ＣＳＩＳ这个国际著名的智囊机构为什么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如此关注？ＣＳＩＳ《银发中国》的第一位项目主任，现为美国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的Ｐａｕｌ，以及报告的两位作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Ｎｅｌｌ Ｈｏｗｅ共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介绍了有关情况。
Ｐａｕｌ说，ＣＳＩＳ很早就开始进行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全球经济 就业人口的减少对经济也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已经得到印证。人口老龄化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和国民预算息息相关，这些预算问题可能会在同时爆发，并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冲击。所以，老龄化已经不仅仅是单个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刚开始全球老龄化问题研究时，曾咨询了全球最重要的一批政治家，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及印度等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他们一开始就强烈建议我们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Ｐａｕｌ透露了进行《银发中国》研究的初衷。
Ｐａｕｌ在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之后被任命为美国社保局副局长，由Ｊａｃｋｓｏｎ接任项目主任。这位耶鲁的经济史博士是美国人口及经济增长问题专家，他和另一位毕业于耶鲁的历史学家及人口学家Ｈｏｗｅ共同完成了剩余的研究工作。
Ｊａｃｋｓｏｎ说：“在研究中国问题之前，ＣＳＩＳ对全球的老龄化问题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为了做好中国的这个项目，我们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刚开始时，Ｐａｕｌ和另外一名顾问亲自到中国工作，收集资料、建立和中国专家们的联系；在项目中、后期，我们则主要通过电话、电邮等方式与在中国的专家进行交流。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接触到大量中国官方的和联合国的数据。”
显然，这个研究报告的结果证明了全球政要对中国老龄问题关注的必要性。ＣＳＩＳ的ＣＥＯ Ｈａｍｒｅ对中国将用一代人完成欧洲150年的巨大转型表示震惊和担心，“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急剧社会转型。如果控制得好，我们也会直接受益，否则我们也会受到牵连。”据Ｐａｕｌ透露，这个报告将由ＣＳＩＳ的顾问基辛格等人向中国领导人传递。
“资金做实”制度的市场课题
在年轻的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之际，我们能做些什么？有没有可能控制好这个“急剧的社会转型”？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Ｈｏｗｅ强调：应该发挥“资金做实”制度的效率。尽管现收现付制度表面上看没有风险，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承诺，没有产权保护，依赖未来一代人是否愿意以及是否有能力承担养老承诺，一旦他们改变主意，问题就出现了；而在老龄化的中国，未来一代人的负担会很重。相比之下，“资金做实”的个人储蓄制度会更好些。
Ｈｏｗｅ认为，国家应该减轻私企和个人养老金的缴费负担。“在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度下，个人会觉得他是为自己的父母交钱，会觉得比较公平。但是现有的制度下，他会觉得实际上他是在为一小部分人交钱，比如说是改革前没有缴纳个人养老金的国企退休工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加入的原因。”
Ｈｏｗｅ同时建议，养老金入市是个不错的选择。“养老金入市有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与强化过程。受托管的个人养老储蓄进行投资后在股市上取得收益，这种行为有助于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养老金改革能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使之更有效。”
他说，在这方面，政府要做两件事。一件是“拉动”资本市场：通过建立完善的法规和监管机制，为资本市场创造发展条件；另一件则是“推动”资本市场：通过使养老金的价值最大化的这种内在需求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Ｈｏｗｅ认为中国不应该向美国学习，他说：“美国有一个非常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美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市场，而主要采取了现收现付制度，导致未来几年养老金的问题会日益突出。而英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就做得很好，他们的资金做实制度就很有成效。”
Ｊａｃｋｓｏｎ则提醒中国政府目前特别需要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而且正处在创造高储蓄率的阶段。但是随着工作人口的退休数字增长，更多的人把钱拿出来花，中国的储蓄会开始下降。从全世界来看，也会经历一个资本的储蓄下降的一个过程，这对中国的资本需求也会产生一个额外的压力，所以中国现在特别需要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他觉得中国可以逐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例如先从固定收益的债券开始，再选择进入风险较高的股票投资。“我并不建议中国养老金一下子就进入股市，这对中国不利。”
“建立做实资金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控制人民币汇率。”Ｈｏｗｅ补充说，“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要先浮动。而在这转换过程中有很大的风险。比如，如果国家开放了人民币汇率浮动，那么个人家庭可能会把他们的储蓄换成外汇，从而造成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而如果有个人退休金帐户，政府对它的资产分布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则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这个帐户，可以强制性控制个人资产中的本币与外币比率，从而控制人民币的上下波动风险。
尽管如此，养老金入市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几位外籍专家都没有明言。社科院的张昊认为，中国目前的股市是不能指望了，而养老金即使在境外投资，其增值作用也有限。“发达国家也在老龄化，他们自己的养老金都还在寻求出路呢。大家目的一致，投资理念一致。股市繁荣时还好说，一旦有风吹草动，损失更大。”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道路了吗？果真如此，现在还年轻的我们，50年之后由谁来赡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