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农产品外贸形势的根本逆转，进口首次大于出口；首度出现农产品贸易赤字。而在过去八年，中国平均每年拥有农产品盈余43亿美元，只不过，盈余逐年递减，去年减为7.6亿美元，今年则陡现赤字37.3亿美元。
这一逆转，固然与中国加入WTO后，按规定降低农产品关税、开发粮食市场有关，更主要的，却是因为中国农业形势的全面恶化。
“高速增长”、“一枝独秀”的经济神话，是以大城市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盘旋延伸的高速公路来象征的，但是，农村破败、农业滑坡、农民赤贫、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却构成一幅绝然相反的图景。这一比例失调的图景，源自邓小平出台的、江泽民强化的“出卖与收买”政策：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豢养军队警察；牺牲农村，填充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
作为被出卖和牺牲的主要对象，除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短暂地好过一阵之外，半个多世纪里，九亿农民的日子，可说是暗无天日，一直陷于贫富分化中贫的一极。户籍制度让他们生不如人，层层剥削令他们一贫如洗。在所谓“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官商合谋的“圈地运动”，使他们丧失了从祖先那里传承千百年、赖以存活的大量土地，这一丧失，是永久性的和无可挽回的。在失地过程中，补偿费被拖欠，迁移费遭挪用，许多农民不仅失去土地，而且沦入新的贫困，有者，甚至无家可归。
所谓“三农”问题，达到历史性的临界点：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乡差距重新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从2004年开始，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下降到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去年就锐减1亿亩，人均耕地创历史最低点；一亿民工工资遭拖欠，拖欠额高达1000亿人民币以上；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国际上普遍认定：中国贫困人口仍然还有2亿，其中主要为农民。
鉴于形势严峻，今年，胡温当局紧急为农民减税，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并非一收一放的应付性政策所能解决。
单说中国因不断失地而陷入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就已经无从抓起。从 1999年开始，连续5年，粮食减产，减产速度之剧，连当局自己都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二次粮食大减产。第一次大减产，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这第二次大减产的幅度，超过第一次，使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一下子退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
曾几何时，中国当局大声吹嘘“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占全球21% 的人口。”而今，这21%的人口，却要由全世界来养活。从此，中国只有大举从国外进口粮食，以糊众口。然而，世界大米的年出口总量为2600万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年进口需求就高达2000万吨！“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命题，终于严峻而现实地摆在世界面前，无辜的世界，随时面对另一波来势汹涌的“黄祸”。正所谓：祸起萧墙。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