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青年路垃圾中转站。（属迎泽区环卫局管辖）。
死者与垃圾中转站的关系：
死者赵永奇。男43岁。河南省鹿邑县张店乡赵庄人，在太原市生活有10多年了，事情发生前主要是在太原市三晋国际饭店做清洁工作，前一段时间岳母去世，岳父来太原看腿病，花了不少钱，孩子开学也要交钱，所以一下子感到经济压力大了，想多干点活多挣几个钱养活家里老小，经老乡王连生介绍到青年路垃圾中转站干活，主要是压缩垃圾罐、挂垃圾箱的四个钩子，擦墙，扫地等，没有工资，报酬是可以分拣出有用的废品自己去卖。
事情经过：
7月24日凌晨3：30至4：00，赵永奇在垃圾中转战帮助压缩垃圾罐，完了之后又帮助挂垃圾箱四个角上的铁钩，操作起吊系统的工作人员开始吊垃圾箱，起吊过程中垃圾箱突然下落，赵永奇没来的离开，就被垃圾箱的一边重重砸到头上，当场身亡。
当时死者的妻子和14岁的儿子就在垃圾站门口，孙玉兰讲赵永奇同往常一样帮助压缩罐，然后挂好钩子，孙玉兰听到垃圾罐咯咯的起吊声，不久就听到垃圾箱砸下来的重响，当时垃圾站里停着一辆垃圾车等待装载垃圾罐，孙玉兰一下子也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看见垃圾车很快开了出去，然后才有人喊她：快去看看吧，你老头被砸死了。孙玉兰跑过去看见丈夫倒在垃圾站的后墙边，身上满是鲜血，孙玉兰摇着丈夫喊：“赵永奇你咋啦，赵永奇你咋了。’’
孙玉兰和她14岁的儿子哭倒在地，怎么也不相信厄运就这么降临到自己头上。
接下来是儿子打了110报了警，很快警察就来了，对现场进行了拍照、测量等。孙玉兰讲警察还问了她赵永奇身高，因为垃圾箱砸在墙上的一端刚好是一个人的高度。接下来是120来了，看了一下尸体说不行了。孙玉兰讲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不少记者，垃圾站的有关领导阻止记者拍照，并且要把尸体移走，闻讯赶来的赵永奇的弟弟和老乡们没有同意。
责任方对事故的处理：
当天垃圾站的责任人就要求对尸体进行处理，面对媒体的询问称死者赵永奇是私自跑进垃圾站的，这使死者家属感到气愤和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家属拒绝转移尸体，买来冰块放在尸体旁边，用塑料掩盖尸体。
记者赶到现场时，孙玉兰已经哭不出声来，孩子们很担心妈妈会在这个时候倒下去（背后是斜砸在墙上的垃圾罐，赵永奇就到在垃圾罐后面的墙下）
律师意见：
死者家属当天句询问了律师，律师的意见是：赵永奇虽然没有和垃圾站签定任何劳动协议，但赵永奇和垃圾站事实上是属于帮工性质的劳动关系，所以赔偿应该按照工伤这一块来算。赵永奇在太原市生活已经10多年了，期间长期离开原住地河南老家。这样死亡赔偿金就不能按照农村的标准，赵永奇四个孩子，除大女儿外出务工作，其余三个都在太原市郊读书，这样的话子女的抚养费也不能按照农村学生的抚养标准来算，两个父母都是70多岁，现住农村，赡养费是按照农村的标准来算，这样算下来大概是30万左右，就算所有的赔偿项目都按照农村标准，也应该是20几万人民币。
看到垃圾中转站有关负责人的态度，死者家属不敢对20几万的赔偿报有多少希望。
与事故责任方对话：
死者家属主动找垃圾中转站的有关领导谈赔偿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先把尸体弄走，否则什么问题都不谈，这叫死者家属感到更加不安。
7月27日晚上10点左右，殡葬馆的一个科长突然来到事故现场，要求立刻把尸体转移到医院去，当时死者家属也同意尸体转移到医院，只是不同意晚上当即转移，况且孙玉兰当时也不在现场，转移总应该让她知道吧。等孙玉兰和家属同意28日早上9：30分把尸体转移到太原市264医院。
索赔为何这么难：
在责任方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尸体转移到了264医院，接下来的赔偿商谈却是难以进行，责任方就是不说钱的事，只是说家属的要求要经过他们单位领导的层层批示。几天后，在家属的催促下说这事要等安检局的责任议定下来后才能谈赔偿的事，但是律师质疑：安检局主要是认定事故的性质是机械事故还是机械操作事故，这个认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在这个认定出来之前怎么不可以谈赔偿呢？不管是机械事故还是机械操作事故，垃圾中转站都存在着管理上的重大责任，造成人员伤亡的全部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
死者妻子及孩子情况：
对于孙玉兰和四个孩子来说，现在是天塌了。孙玉兰体弱多病，已经不能做繁重的体力活，女儿赵晓桃和儿子赵思杭都在太原市城郊枣庄中学读书，尽管成绩都不错，也面临着辍学的危险。赵晓桃告诉舅舅，期末考试她拿了班级第二名自己并不是很满意。6岁的儿子赵亚婷还不更事。还不知道爸爸死了意味着什么，大女儿还不满18岁，家里的担子她能撑起多少？
如果拿不到死亡赔偿金和抚恤金，那么这个家往后怎么办？
赵永奇的尸体移走了，地上还有血迹
垃圾罐四个角的钩子都挂的很牢，上面的两个钩子和钢丝也没有问题，垃圾罐突然倾斜坠落到底是机械故障还是上面操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有关单位要转移尸体，死者的老乡与群众要求“给个说法”
殡葬馆的郭科长对家属的态度很强硬，说：你们影响很不好！
灵车过来拉尸体
尸体拉到太原市264医院
14岁的儿子很懂事，在帮妈妈整理收回来的废品，全家的口粮和姐妹的学费全都靠这份低下的工作。
事故发生后的第4天，责任方的态度仍然模糊，死者家属只有以这种静默的形式抗议，没有别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