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文化遭破坏，道德体系被摧毁
中共极力宣扬无神论，它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按照中共一个老军头的话说：“崇拜了神，就不可能崇拜人，如果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去听神的话、跟神走，还会有谁能老老实实地听我们话、跟我们走？我们党还能领导中国吗？！”。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人们敬畏天命，相信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与和谐的基础。
民族文化与共产党的邪说形成尖锐对立。中共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就采取了彻底摧毁传统文化的政策，也摧毁了人们传统的道德规范。相对于在犯罪后对罪犯的惩罚的法律，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作用，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形成对人类行为柔性的约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维系着良好的社会风尚需要的健康的道德体系。
在中共统治了50多年后的今天，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人心失去了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哪里还有前生来世善恶有报的概念。为了攫取物质利益，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人们不再相信“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背地里什么坏事都敢干。正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摧毁了道德体系，使社会乱像丛生。
以广西贺州市反贪局原局长张建辉腐败案为例，这位“反贪局长”在表面反贪的同时却在背后做着被他表面痛斥的腐败的勾当。这位反贪局长并没有甚么人格分裂，而是传统民族文化中信、义、廉、耻的概念全无，堕落成毫无道德可言的行尸走肉。
二．没有制约的集权制度使当权者为所欲为
极权社会必定走向腐败，民主社会腐败相对于极权社会要轻微得多，导致这一差别的关键之处是权力有没有制衡与监督。
在人们的道德达不到一个公认的标准，作为刚性的法律约束就应发挥效力，用合理的社会机制来力求根除弊端就十分必要。
西方民主社会都有比较完善的权力制衡体制，在政权内部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衡，在权力外部有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制衡。而中共的权力完全没有任何制衡，行政立法司法都在党的绝对一元化控制之下，都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中共决策的执行机构。
中共政权表面上各种职能部门齐全，其实都是为中共服务的，而绝不是为民众服务的。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维权，如上访和到法院告状，各级当权者无不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严厉打压。当权者的为所欲为受不到任何制衡。立法机构就是中共的傀儡，完全根据中共的统治需要而立法，根据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而立法。如江XX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称其为X教，随后人大便出笼一个相关法律。对于中共禁忌的领域，法院绝不会立案受理。而对于中共重要人物感兴趣的案例，法院的判决一定是它们想要的结果。
即使是政权体制内的纪检机关，也成为一个摆设。纪检官员为党委成员，在同级别的党委领导下，行政级别低半级，这样的纪检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吗？
社会上更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派和形成规模的不受控团体出现，虽然表面上也有几个民主党派存在，但那是受绝对控制的，称其为友党。中共实际上不受任何制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对于中共的党政腐败，中共一贯的说词是个别党政官员的“世界观”问题、是蜕化变质、是挡不住金钱的诱惑、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与腐蚀。完全掩盖其独裁体制才是腐败的根源。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公认的铁律。中共政权不受任何制衡与监督，这个制度决定了它必然走向腐败。
中国古代就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官做得越大，约束越少。中共内定，腐败案最高查至省部级。当今中共政权官至政治局常委一级就上了保险了。不再存在因贪污腐败被查处的问题。
当年江提携贾庆林进政治局时，贾因赖昌星远华案的牵连被搞的焦头烂额而底气不足，江传授此秘籍，于是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坐上了政协主席的位子，从此高枕无忧。
三．权力结构使腐败形成网络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不再存在任何意识型态，也不再有什么道德信念以维护其内部团结，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政权黑社会色彩越来越浓的根源所在。其权力之所以还能存在、维系和运作，靠的完全是权力和利益的输送。
“权力和利益输送”也是通过腐败来实现的。中共权力以这样的方式运作：任何一个党官要得到承认都必须对上输送利益和承认上司权威，对下输送权力、利益以取得其权力和地位被承认，否则就无法生存。实际上中共已经组成一个贪污腐败网，所有大大小小官员都罩于这个网中才能自保和爬升。维系这一腐败贪污网的力量源于贪污和受贿的权力和利益，完成这个腐败任务的方式就是贪污和受贿运作。在这个网中，任何人都不可做出有损网中人利益的举止。在这个网内，一个人要自保清廉已经不可能受众容忍，要做出牺牲腐败网总体权益的反腐反贪，更是天方夜谭。
在中共内部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权力结构的弊病和腐败的严重性，但是要在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中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挽救党的生命。用中共老军头的话说就是：“共产党完了就一切都玩了”。即使有人出于良心或理性也有真想反腐败的，有抑制这些腐败事件的意愿，但是即使官位在中央者，即使是总书记是总理，这个意愿也是无法实现的。就如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这一类人。
四．干部遴选制度使贪官成窝
中共干部选拔制度注定了腐败的不可避免。由于干部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提拔，干部不代表民众的利益而只对上级负责，对在他们职权管辖下的民众则无所顾忌或顾忌甚少。只要能讨得上司的欢心即可官运亨通，导致了溜须拍马大兴其道，善于投机钻营心术不正的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如果说过去朝代的通过科举制度取得官职，也许当官以后逐渐变质腐化的话，那么现在的干部一提拔上来就已经是一个驾轻就熟的贪官了。
因为官位是来自上级的赏赐，所以被提拔者对提拔的上级自然是投怀送抱。各级官员就形成了一个关系亲密的共同体，腐败起来就是一窝一窝的。
中共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区政府主席成克杰腐败案，其手下的广西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徐炳松、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广西区政协副主席王庆录，中共广西区纪委书记李恩潮、广西区高院副院长潘宜乐、广西区财政厅厅长佘国信、广西区公安厅厅长林超群及十多个市委书记、市长第一、二把手，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窝。
黑龙江省的党政集团腐败案，仅地级市、县一级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落马。案中主要人物有省政协主席韩桂枝，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等人。这个腐败案件牵扯到省内26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
还有广东省湛江市党政集团腐败案，浙江省宁波市党政集团腐败案，福建省福州市连续两届司法团伙腐败及厦门市党政集团腐败案，辽宁省沈阳市党政集团腐败案。不胜枚举。
五．生产公有制和权力私有制开启腐败之门
如果说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其社会的本质特点是商业化的话，那么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中共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现实，其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特权化。
中共以暴力为依托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垄断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管理权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支配权。掌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腐化堕落的制度性根源。
国家的财产等同于党产，中共各级当权者在各自的级别上可以任意支配国家财产。从大到总书记拍板盖国家大剧院到县官的建宾馆招待所，从中央大员根据个人好恶决定的财政拨款到村官的卖地换钱都是由当权者自作主张。
权力本来就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性。权力除了必然赋予当权者以特殊利益以外，还同时赋予了当权者谋取这种特殊利益的极为方便的条件，加之不受制约和监督，所以腐败在所难免，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成为了中共官员发财的不二法门。官僚特权者阶级利用国家财产的支配权贪污、挥霍、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大发横财。
2003年，有省部级干部二十四人涉嫌犯罪。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中共自己公布，2005年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23. 79亿元。
虽然中共各级权力部门一手掌控和支配最终社会财富成果，但在具体的企业、公司和银行等实体从事生产过程中，还是通过自然人去管理运作。对于这些实体而言，虽说有厂长或总经理作为法人代表来管理，但法人并不是财产的主人。在这里公有制就成了财产无主制。实体成为一线管理者，就是企业的党委和厂长总经理们（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贪污腐败的近水楼台。2005年，国有企业查出违纪金额16.2亿元。
六．媒体的监督机能被剥夺
民众的社会道德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律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强化他律，完善和加强监督的机制。
舆论监督是实现社会公正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在中共体制下，所有媒体都受到严格控制，媒体都成了中共的喉舌，发出的是一个声音，丧失了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而沦为了为中共统治服务制造谎言欺骗民众的洗脑工具。
舆论的监督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对抑制贪污腐败的行为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媒体形成舆论的监督，对贪污腐败的事实进行曝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可使掌权者在从事违反道德的行为时被迫“三思而行”。
就如大贪官胡长清在日记中写道：“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事实上，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协会发表了2003度的全球新闻自由程度榜上第161个国家排列名单，北朝鲜和古巴排名倒数第一和第二，中共国名列倒数第6。胡锦涛上台以后，对网络、广播、报刊异音的封杀，对维权、异见人士的打压、对民间任何形式活动的防范都比其前任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力图把所有异见异声禁绝。在2003年这一年，中共就关闭或整顿了六百多家刊物。
七．中共反腐败的虚伪性
有人会说，说中共不反腐败不是事实，近年来也揪出了不少贪官。
的确，与中共建政初期揪出刘青山张子善相比，现在的中共单从揪出的贪官数量看，其反腐成绩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换一个说法就是，当今中共的腐败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贪官太多了，抓不胜抓。
没有一个中共党魁说过反腐败要停止，但是中共越来越腐败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为什么？
首先是制度烂透了，贪官变得越来越多。每当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时，中共就会抓几个贪官出来以平息民怨，以求渡过危机。当然只要想抓，抓之即有，问题是抓谁不抓谁，限制在什么级别，都是要严格控制的。如果认为中共反腐动真格的，要做出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制度变革，未免天真。
反腐败成为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在过去所谓的威权时代，中共最高掌权者拥有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如果有人拂逆，则直接打倒。在直接领导中共夺权建政的老一代相继去见马克思以后，当今中共的党魁不再有一手遮天的绝对权威。为了清除异己势力，利用惩治腐败的名义就冠冕堂皇的达到了目的，一举多收。陈希同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对党外异见人士自然是严密监控，但是中央对地方的高官也同样是严密监控，以防二心。省级高官都至少有两部手机，以图躲避中央的监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腐败也是心知肚明，且掌握着真凭实据。为了使地方诸侯伏贴听命，你腐败我不管，反正小辫子在手，一旦你不听话，则反腐败随时现成。可见中共反腐的招数。
结语
人的本性是善恶同在，人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两颗种子。即人人都有佛性，也有魔性。当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以后，人们失去了心法的约束。中共的体制又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使中共官员的腐败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
一个权力想在没有制衡与监督情况下保持清廉是异想天开。更甚的是，中共不但已经丧失了所有道义力量，而且已经成了罪恶势力的代表。要嗜权如命，嗜钱如命，对腐败趋之若骛的中共真正反贪污腐败，与要猫不吃鱼、狼不吃肉没有甚么区别。
腐败的源头就是社会体制，要有效的抑制贪污腐败，只有正本清源，解体中共，使中国走上民主社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