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六四事件看当今中国》，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怎么看待六四事件；第二个怎么看待知识份子和学生的局限性；第三个怎么看当今中国，第四个怎么改变中国的现实。
现在我们是六月三日下午二点，十七年前的这个时刻，在北京，坦克横冲直撞，枪弹横飞，一场政府公开对平民的屠杀使中国坠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但当时屠杀的电视画面，抢救遇难者的救护车的呼叫，仍然历历在目。
美国有个国会议员叫Walter Judd，中文名叫周以德，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中共的这种暴行，“已经把自己暴露到即使瞎子都能看到他们是野蛮人的地步。”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六四死亡人数很大。到底有多少人遇难，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根据六四遇难者家属、北京中国人大副教授丁子霖几年前发表的调查名单，已经找到的有名有姓的六四死难者就有155名；当然，这肯定是冰山一角。
六四时《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后来写出《中国觉醒了》一书，记录他在中国的采访经历，在书中他说，根据一些中国医生提供的信息，六四遇难者可能在400到800人之间，有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
但四百人这个数字可能太保守，因为《时代周刊》当时驻北京的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后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仅一家医院的尸体就超过三百，它说明全部死亡数字完全可能超过四百，因当时北京的大型医院就有七、八家。。
苏联解体后，解冻的克格勃秘密文件显示，当时苏联方面的情报是，中国六四约有三千人死亡。在上述纪思道的书中，他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数字，也是六四时约三千人丧生。
第二个是手段残忍。根据那些六四遇难者的家属证词，中共军队当时大量使用了射入体内会爆炸的“炸子”，也就是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甚至有中共戒严部队用小口径手枪近距离杀人，还有士兵使用刺刀杀戮。这从遇难者的伤口可以看出来。因而六四事件的性质非常清楚，它是中共政权公开进行的一场对平民的血腥屠杀！
中共也感到理亏，这从它对六四的定性五次改口就可看出来。中共最初把六四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一次比一次降级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本身对这“那件事”也无法理直气壮。
另外一个事实也可看出中共的理屈，它至今不敢公布六四死亡者名单。不要说遇难的学生市民名单十七年来不敢公布，就连他们当年称赞的镇压学生的所谓“共和国卫士”的士兵名单也不敢公布，可见这个政权对六四屠杀心虚到何种地步。
今天，很多中国人在问，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屠杀？两个星期前的五月十六日，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40周年，这从当时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算起。由于是文革40周年，很多人也问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有一场文化大革命？六四和文革比较相像，都是因为独裁者下令，文革是毛泽东，六四是邓小平。但其实这还是表面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专制制度。是这种制度导致一次次屠杀，因为这是一个根本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随意杀人的制度。
在六四之前的文革，根据中共官方数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210万人死亡，703万伤残；7万个家庭整个被毁。而根据中共高官陈汉生的说法，文革中有400万人丧生。
大家知道美国参加二战解放了欧洲，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美军阵亡41万。而中国在没有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一场文革就丧生210万，是二战中美国人丧生的五倍以上。二战中美军伤残100万，而中国一场文革就导致703万人伤残。
文革之前，是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各种资料都证明，它完全是毛泽东的人为政策造成。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曾多次去中国，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高官，1992年出版了《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一书。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 3千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该书引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人们讨论六四事件时，多对赵紫阳好评，因他拒绝镇压学生。但赵紫阳在那场大饥荒事件中，则有直接的责任。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沉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他的专着《赵紫阳传》中指出，1959年在广东省委负责农村工作的赵紫阳认定大饥荒是因农民藏粮所致，因此赵发起“反藏粮运动”，派工作组到乡下按家按户、翻箱倒柜找藏粮，由此导致“大批地方干部被清洗，自杀，和被批判”。沉大伟说，毛泽东听到有饿死人的消息时，不相信有粮荒，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后来毛收到赵紫阳从广东送上来的认定农民藏粮导致饥荒的报告后，“十分高兴”，认为他的判断得到证实。
中国大陆学者金辉1994年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上发表调查报告，提出那场饥荒的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这个数字和赵紫阳说的差不多，还少一点。4000万是个多大的数字？亚特兰大的人口是41万，那就是相当100个亚特兰大从地球上被抹掉！
在这场大饥荒之前，就是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据统计近55万3千人被打成“右派”。后来仅96人没有“平反”。可是中共当局坚持说“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在反右之前，则是中共建政初的镇反运动，主要是杀害国民党人和国民政府同情者。《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中国觉醒了》中引述说，“根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你看，中共就是这样一路杀过来的。进入21世纪，中共还在杀，包括杀法轮功学员。据统计，截止2006年4月，就有28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关进监狱6千人，送去劳教的超过10万人。最近还传出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用其器官谋利的内部消息。中国简直成了一个大屠杀场，去年《洛杉矶时报》报导说，全世界死刑处决人数，中国就占了90％。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千军万马高喊，杀不杀，杀！看到那个画面，我就想到毛泽东、邓小平，包括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实际上都是秦始皇，他们手下的几百万军队，几千万共产党员，不也是这样一直在喊“杀不杀，杀”嘛！共产党就是个杀人党，中共政权是个屠杀政权。
●六四时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局限性
可是为什么这么残暴的政权至今还存在？它们靠的是枪杆子营造出的恐惧统治。还有一个重要手段，那就是笔杆子的洗脑宣传。你看今天在海外，在亚特兰大，并不是中国人都这么看待共产党的历史，即使有这样的看法，也不敢出来说真话，他们在自由世界，仍然有恐惧，更有的是被从长期宣传洗脑的后遗症。六四事件时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局限性，也是这种洗脑的结果，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那场运动展示出，学生和知识份子被共产党洗脑得多么严重。他们喊的口号，什么保卫宪法，爱国主义，反腐败等等，很少提到结束一党专制，铲除整个共产制度。有人认为结束一党专制是万万不能提的，一提必定引来杀身之祸。但事实是，你唯恐惹怒皇帝，他还是照样杀了，这是独裁者的本质。
什么叫保卫宪法，中共宪法明写着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你还保护什么宪法！而且学生还要和工人、知识份子划清界限，保持他们的所谓“纯洁性”，其实就是保持被政府承认的正统性。
学生们不断强调这是爱国运动。但这个“爱国”的背后，其实是肯定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是党国一体，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爱国”的结果一定是爱党国，最后是爱那个党。你看蒋介石统治台湾时，也是喊爱国，因为那也是党国，他知道只要你爱国就得爱国民党，最后爱我这个党国领袖。从逻辑上，你只要爱国，就无法挑战这种专制制度了。这就是所有独裁国家都鼓励老百姓“爱国”的原因之一。
还有那些学生几个小时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情愿书，其性质和封建朝代一样，是在皇帝面前跪着进谏。它传递的不是要推翻（专制）、抗议（独裁），而是肯定皇帝和朝廷的合法性下，忠臣的谏言。
而东欧的学生运动则是抗议的运动，是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要结束那个制度。而中国人则是反腐败，要求惩罚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因此才发生学生把三个湖南教师扭送公安局，因为他们敢向天安门毛像泼鸡蛋和油漆。他们不是被警察抓走的，是被学生送给警察的，后来被判了很多年刑。
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请愿，把向毛像泼漆的人扭送公安局，这是两个重要的标志。这场运动的失败，可以从这种象征举动中找到一定原因。
但中国的学生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们太年轻，而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的表现，相当糟糕；他们不是站在学生一边，抗议政府，而是做政府的说客，做“协调人”。在专制和自由对抗的时候，他们没有清楚地站在要自由的这边。
中国著名的知识人刘宾雁，不久前刚刚去世，主要代表作是《第二种忠诚》，就是这种思路，还是要依靠共产党改革，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而不是自由的价值。中国另一个当时著名的知识人方励之，呼吁学生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党，思路也是体制内改革，而不是像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那样，指出共产主义是邪恶，结束共产制度。这完全是两种思路，最后也是两种结局，东欧的共产政权全部被推翻，人民获得了自由；而强调第二种忠诚的中国至今仍是专制。
不少中国知识人美其名曰这是他们懂策略。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那个喊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孩子，不讲策略，他看重的是真实，是真相，是从一开始就说真话，说老实话。按照中国知识人的所谓策略，这个孩子不应该一下子喊出皇帝没有新衣，而是应该说皇帝是穿着衣服的，只不过衣服有点脏，需要洗一下；或者说皇帝仅仅穿了短裤，没有那么多衣服。这样在不触怒龙颜的情况下，一点点劝说皇帝“改革”。
实际上中国知识人不是什么懂策略，而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出皇帝没穿新衣的智慧。不少主张第二种忠诚的知识人，都曾帮助共产党打江山，建立暴政。他们本身就是皇帝新衣制度的一部份。
而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就不一样，他们像那个童话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喊出皇帝赤身裸体，共产制度是谎言。别看共产谎言的气球很大，但人家勇敢地戳一针，它就不断漏气，最后轰塌。而中国的很多知识人，总是强调什么策略，实际上就是肯定共产制度的合法性。因此才有先是歌颂邓大人，然后期盼胡耀邦，呼唤赵紫阳；后来又盼望江泽民下台，对胡锦涛充满希望……而东欧的知识份子则根本不去寻找什么胡锦涛，赵紫阳，他们给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埋葬共产制度。
●统治新术：镇压洗脑和金钱收买
六四事件十七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今中国。应该说，中国的专制制度没有变化，共产党仍然是靠枪杆子暴力、笔杆子洗脑维持统治。只不过随着经济开放，现在又多了一个手段，那就是利益收买，用金钱换取你保持沉默。如果说过去是共产党靠枪来镇压，逼迫人们成为警察的一部份，而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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