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经费拮据是常态
因此，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没有一个党不是经费拮据的。以财大气粗的美国而言，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连自己的办公大楼都没有。听说过“水门事件”吗？那个“水门”原是一个旅馆的名字，大选时民主党在那里租下了几个房间，就算是“党中央”了。在洛杉矶，你向行人打听申请驾照的车管所或发放养老金的社安局在那里，都会得到满意的回答。可是你要问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市委”在哪里，恐怕多半会失望。如果你挖地三尺，一定要把这个市委找出来，它如果不是在某个党员的家里，而是在某个写字楼里占有两间办公室，那个“市委书记”（要是有的话），一定是一个很爱讲排场的家伙。
美国共产党就更惨了。2004年7月13日，美共国际部书记比奇特尔（Marilyn Bechtel）女士访问中共中央编译局，谈到了美共的经费来源：“党员交纳的党费”。但“美共党员人数很少”，“有一些党员是学生或失业者，不可能要求他们交党费”。所以“美共的收入主要是来自较富裕的党员、各界朋友以及一些组织和大学的捐赠”和“每2—3年举行一次募捐活动”。“许多同志都立下遗嘱，死后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党的基金。”“许多党员都为党义务服务。”比奇特尔同志参观了位于北京西城区西斜街36号的这座堪与美国国务院媲美的编译局大楼，和里边的办公厅、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机构，一定会想，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职业革命家”与有薪的“职业”
中共的运气要好多了。它在襁褓里就有充足的卢布乳汁可以喝。这一点好像不是很体面，中共一直讳莫如深。但近几年前苏联的档案陆续解密，大量事实得以曝光。内有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吴廷康（维经斯基）的报告：“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中共有所谓“职业革命家”一说。“革命”可以是有薪的“职业”，奥妙即在于此。
到20年代后期，中共自己有了“枪”，俄国人才逐渐给它断奶。它的经费主要靠“打土豪，分田地”、偷运私盐、种植和贩卖鸦片、垄断布匹咽酒等专卖品、派捐征税以及乱发纸币等方式取得。“党”开始寄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身上。
共产党张开血盆大口吸吮民脂民膏，始于掌握全国政权。1949年以后，它在建立权利管制系统的同时，建立了庞大的党工系统。它不由分说，把这两个系统全压在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肩上。由于中共说自己是国家的领导者，人们竟普遍认为国家供养共产党是“天然合理”的。少数勤于思考的人，虽然发觉这个天大的不合理，却慑于中共的淫威选择了沉默。几十年来，人民对共党中的腐败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对共党整体的公开掠夺却鲜有尖锐的揭露。这助长了共党更加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发展到今天，其规模之巨，令人瞠目。
全国有多少党干，每年吸食多少人民的血汗，共党把它列为国家机密。各级人代会审查予决算从来不许过问这笔开销。但有学者指出，全国专职为党工作的约有500万—700万人，这群人的耗费每年约在3000亿—5000亿之谱，等于吃掉全国财政收入的1/10—1/6。这笔钱若分给下岗职工，每人至少可以分到50万元；用来办教育，全国大中小学生可以像北欧国家那样全部免费并包食宿；用来搞医疗，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全民键保；用来建房，可以每年为150万无房户免费提供100平方米的标准住宅。现在，这些钱却都被共产党蛮不讲理地夺走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一座大山，比“三座大山”更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
不许共产党掠夺我们的血汗钱
我们供养了一个庞大的政府。即使它腐败透顶，我们也认了，因为国家总得有政府。我们供养了一支野蛮的军队。即使它杀死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认了，因为国家总不能没有军队。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养活一个党？那些脑满肠肥的书记部长们，坐豪华轿车，住顶级别墅，搞贪腐，包二奶，他们每天干的却只有一件事：控制人民！看他们那些机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无一不是为控制人民而设。这个党对我们的社会毫无用处！
我们不仅要花钱养活统治党，还要养活一群帮凶“党”。此外，我们还得养活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些谁都数不全的官办社团。工商联是资本家的组织，工会是工人的组织，现在全要纳税人出钱养活，它们的职员还论起了什么处级、局级，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不！中国人不能再当这个冤大头！有人说，国家不养党，会造成党务机关人员的失业，不利于社会安定。如此说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应当继续冒烟，731部队的实验室也不应中断实验，否则会造成大批党卫军和出色的细菌专家失业。是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那些趾高气扬的书记部长委员们和高人一等的社科理论家们，一夕之间都成了职业介绍所门前排队的常客。但是，无论是俄国还是东欧，现在都比共产党统治的时候安定多了。
“不许共产党掠夺我们的血汗钱！”这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政治立场的全体中国人最大的维权。它是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之一，也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之一。它应当成为全民的呼喊。1993年“公务员条例”出笼时，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共干纳入公务员范畴。由于没有遭遇舆论阻抗，到2004年公布“公务员法”时，他们就公然把公务员的范围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党委、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机关的工作人员。
最近有智库“学者”放话要“重新审视”禁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政策，主张对没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放宽限制。这是共产党应对危机的一个征兆。他们预感到来日无多，除了个人疯狂敛财，更图谋把国家的财产转移到党营产业名下，像国民党解除戒严前干的那样建立庞大的党产，以便有朝一日能“自己养活自己”。对此全国人民都要睁大眼睛盯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原载香港《动向》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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