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当事人安琪谈被逐真相

我今年七月中旬回国探亲时，因在西安拜访林牧先生，遭当局半夜搜查后强行遣返出境。回到巴黎后，收到很多朋友的电话和来信问候。当时鉴于诸多因素的考虑，我没有公开表态，而是在极具政治敏感的中共"十五大"会议结束后，以给中共当局有关部门写信的方式，索要被他们搜查扣留的林牧先生的文稿和我的书稿、信件等。遗憾的是，挂号信发出之后，却渺无音信。为回答各方朋友的关心和问询，现将事件过程陈述如下：

西安访林牧

到西安拜访林牧先生是我夏天回国接触国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内容之一。此前我并没有见过林牧先生，只知道他是一位热衷人权活动的知识分子，近两年经常读到他在海外发表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及一些政论文章，因此想请他参与我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论文集。经国内朋友向林牧先生推荐和介绍我的情况，并得到林牧先生的通讯地址后，我又直接给林牧先生写信说明意图，给了他我在中国的通讯地址。七月初，在我回到家后约一个星期，就收到林牧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欢迎我去西安拜访他，并说他孩子家的房子空着，要我住在那儿。

我在家中小住之后，于七月十二日和妹妹一起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和侄儿，乘坐由兰州开往北京的直快火车，当晚十一时许经西安下车。因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又带着孩子，所以事先打电话请林牧先生的孩子到车站接我们一行四人。为了尽量减少麻烦，我们没住林牧先生安排的地方，而是直接住进了预订的西安宾馆。

抵达西安次日的七月十三日，我拜访了林牧先生。一见面，林牧先生就交给我一些文稿，委托我带出来。共有二十万字左右，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没发表过的。外电所报道的引起事端的"秘密文件"，即林牧先生写的〔胡耀邦的超前改革〕一文的缩写也在其中。虽然这件事我事先并不知道，但我被林牧先生的热情和信任所感动，感到义不容辞，于是，我接受了林牧先生委托给我的文稿。

我们的交谈内容，除了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外，谈话中还得知林牧先生受到严密监控，甚至家里的电话都是由公安局直接控制的。据说，林牧先生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到电话收费通知，他的家人去电话公司查询时，发现电话公司的电脑记录里并没有他的电话号码。而且他的电话有时莫名其妙地就断了，过几天又莫名其妙地好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此，我又问及了"六四"后林牧先生的处境状况。谈话长达三、四个小时，当时在征得林牧先生同意的情况下，做了谈话录音。

半夜遭搜查

我去北京的车票订在七月十六日。七月十五日夜间十二点半许，约莫有十四个公安人员闯进我在西安宾馆的房间，一进门他们就开始不停地录像和拍照。其中一个大个子年轻人向我出示有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印章的搜查证书，宣布说怀疑我在中国干了违犯中国法律的事，要对我进行搜查，并要我在搜查证上签字。我抗议他们的侵权行为，拒绝在搜查证上签字，指出我没有任何违法活动，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大个子"厉声说：你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进行违反身份的记者活动，还说没有犯法？我说，我做的是学术交流活动，而不是什么记者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房间的电话线拔断了，将我的所有行李及物品翻了个遍，连我妹妹和两个孩子的行李也不放过。我提出抗议，"大个子"一本正经地宣布说：我们有权对这个房间的所有物品进行搜查。我反驳说：你宣布这个有什么用，反正你们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话使旁边的几个公安忍不住笑了起来。

同时，他们还强行在贵重物品寄存处取出了我的护照、机票和手提电脑包。当他们从中搜出了林牧先生交给我的所有文稿和谈话录音带时，气氛有所缓和，有几个人开始抄录这些文稿题目。

对"六四"屠杀讳忌莫深

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象是有备而来的。几个人在我的房间里搜查，几个人在另一个房间里好象在随时发布命令。当他们得到林牧先生的文稿后，有几个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摆好了录音机开始审讯。主要问题是林牧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访问他，我八九年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怎样看八九民运，以及刘青、严家其、陈一谘、胡平等人在海外的近况。
按照我的情况，我完全有理由拒绝回答问题，但我感到非常气愤，而且意识到这是我直接抗议的唯一机会，所以我很坦然地作了回答。

首先，针对他们的指控，我明确指出，林牧先生是一位受人尊重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之间的交流不是记者采访，而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讨论。他们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侵权行为。
回答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和对八九民运的看法时，我说：每一个公民都有避免恐惧的自由，我当年离开就是为了避免象今天这样的恐惧。我强调说：谁都知道，八九民运是一场反腐败、反官倒的学生运动，当时政府如果接受学生的请愿，官僚腐败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六四"屠杀，中国政府用坦克和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是一种罪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原谅的！
说到这里，全场鸦雀无声。

扣留书稿

审讯结束时，他们拿来要扣留的文稿清单让我签名。我声明说，我之所以在这个清单上签名，是为了对林牧先生的文稿负责。他们见我同意签名，就反过来让我先在搜查证上签名，要挟说否则就不让我在文稿清单上签名。我坚决拒绝在搜查证上签名，他们只好作罢，让我在文稿清单上签名了事。我请他们在清单上签名，他们不签。我说：你们无理扣了我的东西，却让我自己签名，真是岂有此理。在我的坚持下，他们才在扣留的物品清单上签了名。

同时扣留的还有我的一些文稿和私人信件、笔记本，以及二本我九四年出版的报道海外民运的〔痛苦的民主〕一书。文稿中包括我九三年完成的的硕士论文〔邓小平时代的新闻自由〕中文版。他们还拍摄和抄录了我的通讯录，没收了我将在北京拜访的学者名单，其中大部分学者我都不认识(我真诚希望 这件事不会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另外，我的法国高等社科院博士研究生证也被他们扣留了，并没有 写进物品清单。

当时他们拿走了六盘录音带，其中二盘是空的，三盘是与林牧先生的谈话录音，剩下的一盘是我与原来的老同学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录音，经我要求，他们审查后将我与老同学的谈话录音带当场还给了我。

搜查和审讯进行到七月十六日凌晨五时许结束。稍后，一行人三辆车将我和儿子带到了西安机场，三个人(二男一女)陪我们乘早班飞机到上海。到上海机场后，西安警察把我和儿子交给上海警察，他们将我们的行李托运后，将我们送上了十一点多由上海飞往巴黎的航班，当天下午五时许抵达巴黎，比我原定的返回时间提前了十天。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抗议没有间断。客观地说，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克制、理性的，也比较客气。除了拒绝我给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打电话的要求外，他们对我的抗议和争辩好象并不反感，并不时说他们这是例行公事。临别时，一个警察拍着我儿子的肩膀说：小伙子，挺勇敢的！让我明显感到，他执行这样的"任务"，并不是没有内疚感。其他警察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低调处理的原因

事发后，在七月十九日的〔世界日报〕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令我处境尴尬。在这篇文章中，副标题很醒目地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以外交官之妻，将我对林牧先生的拜访说成是记者采访，正好跟当局指控我的一致。我感到非常不快的是，舆论对我的婚姻似乎比对我个人更感兴趣，这一方面妨碍了我个人的独立性，同时也让我有口难辩。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媒体的哄抬效应，避免给当事人和与我的中国之行相关的人，包括我的亲友和家庭，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拒绝了所有的记者采访，采取低调处理，希望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此其一。
其二，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违背内心的真实。我不愿一件本来很单纯的事，包装成色彩斑斓的"新 闻事件"。我更看重面对强权抗争的真实感，而不是在他国自由土地上的大喊大叫。在我看来，那种情 况本身就是令人悲哀的。 我认为，一个人至少应该保持对自己的诚实。
正因为如此，我没有采取与中共相"对应"的方式，利用在海外的条件与中共对骂。而是本着我一惯的原则和立场，采取了一种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不违背自己初衷的方式表达我的诉求。我一向认为，那种"对应"式的叫骂，除了"爆"出几个有名无实的所谓"英雄"之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一种 恶性循环，与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相去甚远。

澄清与声明

在报刊的相关报道中，有几个细节需要澄清：
一、我个人为自由撰稿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候选人。我的研究、报道范围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和中国知识分子等问题，选题均为自己决定，不受任何人或机构的指派或限制。
二、我从没有兼任过任何美、法传媒的记者。
三、所谓我个人生活细节的谈话与事实不符。一个明显的失实是，我是九二年结婚的，而不是报道中所说的一年多以前。

几点声明：

一、我是独立的，我的婚姻与我个人的活动无关。
二、我从未对任何人隐瞒过我的身份，也没有想过要隐瞒什么。如果报道在这方面有误，与我个人和事实真相无关。
三、我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同时保持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绝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