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21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打倒彭真时所起得作用，以及周的"保持晚节"。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1966 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厂"。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
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共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北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计较。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提起这一点。
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
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抛出彭真的决心已下。 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 "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 (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不仅如址，周恩来的表态对不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力的牵制。纵使他们有心对彭真援之以手，也会囿党内力量对比的形势而感到孤掌难鸣，况且他们目前远离京城，鞭长莫及等他们回来以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谡"的一幕了。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一九六六年五月，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 ．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一点也不亚于林彪的讲话。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他表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周恩来说" 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邓小平马上紧跟周恩来，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和彭真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开了恶劣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