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国清政府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心取经，一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接待。这在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前。代表团的随员们已经在恭候了。他们登上了“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启航，驶向日本。
自从西历12月7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后换汽车到秦皇岛，再换乘当时中国最好的军舰“海圻”号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凯等官员精心安排严密保护。
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史无前例的出洋团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团。在此前，清廷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中国与列强们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要修约了，朝廷一是怕列强们“索要多端”，二是担心中外礼仪不知怎么摆平，灵机一动，竟然想到了派外国人去。这个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事由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去德国道歉。
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载泽的身份是皇室宗亲，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
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四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个参与过戊戌变法又在地方上厉行新政的大员，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1905年7月16日光绪发的谕旨说得很明确：“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为什么变法总是没什么实效？恐怕是承办人员“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东西洋各国，“悉心体察”。
1905年时的中国，义和团的庚子之乱刚刚过去数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刚刚结束的，是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带来的，又是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国内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
这就是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这份光绪的谕旨，已将身段放得相当低，昔日天朝帝国睥睨番夷诸国的威仪已经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强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来再说。
匆忙收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历1906年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抵达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载泽那一路人马已经回到上海。离家乡只有咫尺之遥了，戴鸿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码头迎接。戴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经夭折半年了。
眼下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回到北京以后，他们接连上折，又亲见慈禧和光绪，面陈变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人，中国人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与动乱，中国的国门，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五大臣出洋的事情，当时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种种设想，都被埋进历史废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鸽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进行一项研究时，惊讶地看到了一批当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时留下的记录，德国人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数册，至少还有德国好几个部委的8份详尽报告。阅读这些材料，夏白鸽看不出一点对中国人的敌意。然而，多年以来这段历史被尘封在档案堆里，当再被翻出时，连德国人自己都非常惊讶。夏白鸽记得他看过德国的一本著名的世界编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张中国的照片，根本没提中国政府考察团的来访之事。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