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过后，《国家历史》杂志的编辑杜兴就来信约我为他们写一篇文革中红卫兵破坏三孔的稿子，这篇稿子写完没多久，《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打电话来，说要就1966年红卫兵扒孔子墓的事来采访我。果然，腊月27的晚上，刘炎迅敲响了我家的房门。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送他出门的时候，一场静悄悄的大雪已经覆盖了泉城。在这两次接触中，杜兴和刘炎迅对我在20年前就对文革中的讨孔事件做了详尽的调查，并写出一部书赞叹之余，也对这部18年前就已经在香港出版了的书，直到今天未能在大陆出版感到惋惜。
刘炎迅走后，那天夜里我失眠了，也许是说话太多，也许是这次采访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刘炎迅在后来的稿子里写道：“书写出来，一直不能在大陆出版，这让刘亚伟感到遗憾，只是忠实的陈述一段历史，为什么这么难？至今依旧如此。刘亚伟在等，他说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建国60年也过去了，我的书啥时候能出版呢？”
事实的确如此，《孔府大劫难》这部书稿在大陆曾先后辗转了十几个出版社，都没能出版。这些年，我见到过不少书出版后被禁，比如《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如焉》《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沧桑》等等，与我的这本书相比，他们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是在出版后又被禁的。而我的这本书根本没机会出版。
失眠的那天夜里，我回想起这部书稿近20年来在大陆的命运遭际。
20年前的这个季节，我和王良开始对1966年初冬发生在我的故乡曲阜的讨孔事件进行调查，目的之一是趁着当事人尚在人世，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为后代认识研究文革现象留下一点史料。目的之二是期望通过对这个文革中的典型事例的梳理、解剖，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思考。
写这本书的想法始于80年代初。
1979年,曲阜作为旅游城市对外开放，1982年曲阜又被列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大规模的修茸复原工程全面展开。记得外国游客第一次出现在曲阜县城时，全城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出来看“西洋景”，老外走到那里，人们就蜂拥着跟到那里。那时街道还窄，人们摩肩擦踵，把老外挤在中间。
1966 年秋冬之交曲阜第一次出现北京来的红卫兵时，曲阜人的好奇心也被这样充分地调动过一次，当时几乎是倾城而出看热闹。那是一段紧张而又充实的日子——要看的内容很多，每项内容都很精彩：看大辩论，看大字报，看破“四旧”，看“井岗轻骑”的演出，看批斗游斗“牛鬼蛇神”和“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看砸国务院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看“讨孔大会”，看烧匾，看拉石坊，看扒孔坟......看着看着，很多人不愿只当观众了。
1980 年前后，我在曲阜县委报道组当新闻干事，经常要报道些“某某某文物古迹修茸一新对外开放”之类的消息，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孔府、孔庙、孔林在文化革命中被破坏情况的资料，这才知道文化革命对曲阜的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是多么严重。
曲阜这么一个小城是这样，那么全国呢？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十三岁，只有当观众的份儿，如果当时我大几岁呢？想想都让人后怕。
当时那件事不过刚刚过去了十来年，但是在人们的感觉中似乎已经相当遥远了。作为一个在曲阜出生、长大的文化人，我无法回避这件事。
1990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风波”刚刚过去，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我的被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鼓舞起来的社会理想、对国家前途的期待和贯穿了80年代的政治热情，被兜头打了下去。当时，我还在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第一期作家研究生班学习，工作关系刚刚调入地质矿产部文联，学习之余，负责《山野文学》编辑部的日常工作，时间很宽裕。干点什么好呢？就想到了这个沉积了很久的夙愿。我打电话给在曲阜文化馆工作的好友王良，问他愿不愿意参与，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这项工作正式开始。
由于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这项工作之初，我们就确定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与社会学调查方法相结合的思路。我们用了大约一年多时间，采访了一百余位亲历者，查阅了数百万字的“文革”档案，又经过多半年的写作和修改，到1991年下半年，书已经基本成型了。
书写出来了，接下来找出版社吧，最先找的是北师大出版社，我觉得这事是北师大的学生干的，我呢又是北师大的研究生，我希望母校能以这种形式对那件事有个姿态。但是母校的出版社让我失望了。
这时，梁晓声得知此事，正值香港天地出版社的陈松伶先生来北京，商谈晓声的新著《浮城》在香港的出版事宜，我就委托晓声把书稿代为转给陈松伶先生。没多久，陈先生又一次来到北京，约我去建国门饭店见面，和我正式签署了《孔府大劫难》境外繁体字版的出版合同。第二年年初，我就接到了陈先生寄来的样书。
1992 或者是1993年，我来到家乡的齐鲁书社，很巧，接待我的严茜子编辑竟然是我书中写到的严北溟老先生的女儿，严北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精通儒道佛哲学，对中国思想史、佛教哲学及因明学有精深造诣，著述等身。因参加过1962年的孔子讨论会，文革扒孔墓时被谭厚兰揪到曲阜，在扒坟现场带上高帽子陪斗，我在书中写到了这些情节。
严茜子女士看完书稿决定，她要亲自做这部书的编辑。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她专门邀请了历史学家，时任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刘蔚华先生做这部书的审读，刘先生文革时正好在曲阜师大工作，对那段历史也很熟悉。
刘蔚华先生认真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几点很中肯的修改意见，据此，我对书稿又做了一些修改。然而最后此书送审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时未获通过。
后来此书还曾辗转过多家出版社，此间，当时的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李书磊先生也应我的邀请为此书写了序言。记得一位运作能力很强的书商朋友曾预付给我3000元押金后把书稿拿去运作，最后也没有结果。
2002 年左右，中国社会出版社曾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转给我一份据说是新闻出版署的审读修改意见，我很高兴，这意味着此书出版有望了。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修改意见（比如修改意见建议作者删除扒孔令贻墓的那一部分），但为了此书能够出版，我决定作出让步。然而，按照这个审读修改意见修改后的书稿送上去之后，迟迟没有回音，大约半年之后，我接到出版社责编电话，说，很抱歉，书稿最后还是未能通过。
这期间，我和我的合作者王良不断接到一些询问电话和来访者，都是因为看到了这本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专程到曲阜会见作者，从他那里，我们得知，我们的这本书在海外研究文革的学术论文中已经被广为引用。为此，我们很宽慰，毕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给大家讲一个很搞笑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曲阜的一位市委书记到新加坡访问，看到了那里有卖《孔府大劫难》，就买了一本回来，说，你们看看，人家国外都把咱这里发生的事研究得这么细了。一位当地干部告诉这位书记，这两位作者就是咱们曲阜人。
2005年，我有机会结识一位中字头出版社的社长，听说我手里有这样一部书稿，非常兴奋，说，我们社就是专门出版当代史的，你把书稿给我吧，我亲自跑中宣部做工作。这次我真的觉得遇到贵人相助了。然而几个月后，这位社长无奈地告诉我，中宣部有关人士说，这类书一直没有放开，现在马上要到文革40年了，这是最敏感的时候，还是先放放再说吧。这次我并没觉得意外，我已经习惯被拒绝了。
最后我想说，现在文革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30年也过去了，建国60年又过去了，我想问问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我的《孔府大劫难》什么时候能允许在大陆出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