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一线工人要求涨工资的浪潮来势汹涌。先是有些企业的工人通过自杀等消极方式对非正常的劳动强度和超低的工资报酬表示不满和抗议，随后是不少地方的工人通过自发组织罢工的方式来提出增加工资的合理诉求，直到迫使资方就范。与此同时，美国、欧盟和其它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也再次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汇率随著市场的需求升值。而且美国国会更具体地要求对中国的输美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此作为对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对美倾销产品的报复。
工人要求涨工资，外国要求调汇率。这些现像在其他国家都是寻常事。但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却非常地不寻常。首先，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一定会造成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强大冲击。这是因为涨工资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的工资成本。而增加工资成本，则会直接消弱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也会起到推高出口产品生产成本的效果，从而消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考虑到中国经济至今并未摆脱对出口产业的依赖，尤其是出口行业直接和间接地涉及到一亿多的劳动人口，工资上涨和汇率调升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成的冲击不言而喻。
从更深一个层次上看，这两件事都是对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的否定和挑战。 虽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定义尚无标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功效也是褒贬不一，但是无论是赞成者和反对者似乎都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中少不了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条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力干预；另一条是对劳动者政治权利的限制。没有这两条，也就不成其为“中国模式”了。据说，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和限制劳动者的政治权利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种体制具有“决策快、扯皮少、能够办大事、有利于国际竞争”等优势。
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也的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走入依靠出口（以及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健康怪圈对一个经济大国而言并非好事。尤其是出口增长又主要依赖于超高劳动强度和超低劳动成本，以及国家通过人为地压低汇率和其他形式的补贴。这样的经济增长除了对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以外，对广大的劳动者并没有多少福利效应。而且，经济发展一旦进入这一恶性循环，便逐渐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只能沿著这个怪圈越陷越深。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工人不接受这样高付出、低回报的制度安排，一旦国际市场拒绝不公正的竞争，对这种模式进行调整的成本会异常高昂。
种种迹像表明，中国可能正在开始进入这样一个被动的高成本调整期。中国政府近来对工潮和汇率问题的尴尬立场也颇为耐人寻味。对于罢工风潮，虽然明知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一旦蔓延，会危机中国执政者最为看重的“社会稳定”，但是政府并不敢一味镇压，而是乐见劳、资双方达成增资妥协。对于最新一轮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的态度也远不如过去那般强硬。胡锦涛、温家宝最近的多次讲话实际上已经作出了人民币升值的承诺，只不过要求有一个下台的台阶。中国政府的进退两难表明，涨工资和调汇率这两项要求，虽然一个来自国内，一项来自国外，但是二者叠加，的确击中现有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命门穴”。
原题目：涨工资和调汇率--击中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命门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