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前高盛中国区主席
胡祖六：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如下几大风险。第一，错估形势。对于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显然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中国金融机构的自身的风险管理，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策略都非常的重要。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在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际形势大局的把握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也应该指出，有关决策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所谓的金融危机第二波的论调所误导，对于当时的环境、形势可能估计得过分的严重和悲观，这样导致至少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中国具有数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和举世无双的流动性，但是在海外投资上却显得谨小慎微，错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二，也是客观上导致了2009年的过度的刺激，超常规的信贷膨胀，大量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工程，投资项目效益的不确定性，贷款组合的安全和质量问题，房地产的潜在泡沫等等，为中国经济埋下了中长期的隐患。2009年的超常规信贷扩张，如果在2010年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节制，在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酿发与美国在次按危机时性质相似的信贷危机，导致近十余年中国银行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付诸东流。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误读危机的教训
胡祖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不少观察家把金融危机简单归咎为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工具的泛滥，一提起金融创新就谈虎色变，视金融创新为洪水猛兽。事实上，虽然房贷证券化和复杂衍生，信用衍生工具在较大程度上扩散和加剧了金融危机，但它并非金融危机的原因。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屡屡发生，并非罕见，归根结底，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于信贷过度的膨胀和房地产的泡沫所引发的，与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机理，其实大同小异，自由市场经济的确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繁荣与衰退彼此交替，偶尔也会发生危机甚至大萧条。正因为市场经济产生周期性的波动，才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引进了政府的适度干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银行、监管制度、存款保险、社会保障等等，以矫正和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和失效。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尤其是2008年雷曼等系列事件以后，中国的某些大众传媒、政策界、学术界普遍地相信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已经崩溃，至少已经日落西山，大势已去，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最健全，人民币应当取美元而代之，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事实上，中国金融业近年来尽管成绩斐然，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的金融业差距依然非常地显著，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末30 年代初的严重大萧条中还能够东山再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繁荣，美国金融体系自我调整的能力和速度，是不应当低估的。中国还不能自满、自傲、固步自封，毕竟中国的人均GDP刚达3600美元，跟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差不多，还在前世界排在103位，也不到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十分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地增加，但是与美、欧、日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值得关注的是也还没有达到中国自身经济所具有的增长潜力，所以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误读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受极左思潮、民粹主义、民主主义的影响，怀疑自由市场制度，怀疑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从而动摇我们推进深化改革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