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厚德综合报导】台湾知名政论杂志《新新闻》周刊将与中国的半官方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合作创办新杂志。对此，评论指出，此举或能将台湾媒体特有的竞争性、敏锐性与新闻理念及专业性带入大陆，不过，在中宣部的严密监控下，对于言论自由与民主开放的影响成效，实有待观察。
据中央社报导，台湾《新新闻》周刊将出资人民币1,200万取得49%股权方式与大陆《中国新闻周刊》合作，新创新闻文摘性质的杂志。新杂志的编辑、发行、印刷、广告和通路等，都是由大陆合作方处理，台湾只出资并在3席董事会中只占有1席。双方已在11日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发行范围以大陆为主，但后续不排除在台湾上市。
新新闻：促改但不触中央政策
《新新闻》周刊董事长周天瑞在北京表示，新杂志的新闻选材将注重大陆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质面。将大陆各地媒体探讨的问题以文摘方式呈现后，再根据议题追踪报导，以媒体社会监督的力量，催促大陆进步改革。
不过他也强调，“只要不触碰大陆的中央政策，媒体几乎没有约束。”
对于选择与大陆官方媒体中新社所属的《中国新闻周刊》为合作对象的考量点，周天瑞表示，双方先前就已有稿件和广告内容的交换，这次倒过来投资，则是着眼于中新社本身在大陆布局清楚，发行网健全和广告资源丰富。
周天瑞也坦白表示，台湾媒体要想一步到位获得正式批文成立传媒，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初期采用投资的方式将这本杂志“变成大家的事情”，是目前可先行布局的方式。至于《新新闻》周刊的理念是否能套用在中国大陆，周天瑞认为可以留待以后再说。他表示，从过去台湾发展的轨迹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必然的路，中国不可能持续封锁媒体。
立场偏蓝 登陆加分
《新新闻》周刊创刊于1987年。创刊之初是一本政论杂志，口号是“不鸟官僚政客，只管百姓苍生”。过去20多年来几经改版，现在的定位是以政论为主，新闻事件为辅，探讨触及台湾民众生活各个层面的一本综合性杂志，每周四出版，备受台湾政坛的重视。在报导两岸关系上，《新新闻》周刊多倾向于偏蓝立场。一般咸信，这对“登陆”自有加分作用。
《新新闻》周刊在大陆媒体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主要得益于该杂志核心人物南方朔的贡献。《新新闻》周刊经常刊登南方朔关于两岸关系和台湾政坛的政论文章，多次被新华社下属的《参考消息》转载，由此被众多大陆民众认识和了解。
至于《中国新闻周刊》，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半官方通讯社中国新闻社出版的一个周刊。1999年9月开始创办，200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
据维基百科评论指出，该周刊虽然发表一些中国大陆的时政文章，但与此同时和中国新闻社的关系，该周刊仍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致。相比由中国共产党退休党员创办的《炎黄春秋》，在政治事件上的立场还是处于相对较弱的地步。近来与少数获得中国政府特许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境外杂志《凤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的《南方人物周刊》成为主要的对手之一。
挟其与党的特殊关系，《中国新闻周刊》是唯一一份能进入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会场的杂志，与唯一一份被各国驻中国及中国驻外大部分使领馆订阅的杂志。
陆学者：好事但政治障碍高
台湾自从1987年开放报禁、党禁以来，新闻媒体蓬勃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被誉为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新闻自由程度、媒体竞争激烈度与记者的敬业投入都广受关注。但是，以敏锐、敢言、专业著称的台湾媒体进入中国，对大陆的新闻自由、言路开放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东成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言论自由”在2010年的中国是一个关键词。台湾媒体进入大陆，对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论能起到多少促进作用，都是好事，他说：“一个是增进两岸的互相了解，另外一个是凭借台湾的媒体优势，来搀和大陆的事情，促进大陆的社会进步，促进大陆的新闻自由。这是一件大好事。”
不过王东成同时也认为，中国当局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愿意让台湾媒体进入大陆，另一方面会很担心。他表示，大陆当权者在政治上特别过敏，看问题都要从执政权力的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出发，因此，“为我所用”会是它采取的办法，“它会给两岸媒体的融合设置不少的限制和障碍。”
台学者：产生指标效应 拭目以待
市场经济效应是台湾媒体抢进大陆的重要因素，毕竟在市场规模上，台湾是无法比拟的，这对饱受激烈竞争与讯息网络化而亏损连连的台湾各大媒体而言，进军大陆市场似乎成为获利解套的票房保证，而《新新闻》周刊则拿下自90年代两岸开放以来，首家获准投资中国传媒的台湾媒体。至于对大陆起到的影响，台湾师大大众传媒研究所所长胡幼伟对美国之音表示，《新新闻》进入大陆肯定会产生影响，可以起到一些很值得观察的指标作用。不过由于中共对新闻的管制与审查仍然比较严格，有很多办法来管制报刊杂志的发行内容以及范围。因此，胡幼伟说，《新新闻》作为一本台湾的老牌政论杂志，在大陆是否能够突破各种设置的障碍，能够产生多大影响，还需拭目以待。
港媒热批：台经济取向 无心主导
《明报》的评论则是十分露骨。这份香港平面媒体指出，在媒体议题上，大陆完全是政治考量。北京当局明白，未来要掌控台湾舆论主流，就得先掌控媒体。现在先拿大陆市场当诱饵，喂饱台湾媒体后，再用政策控制食物来源，与大陆过去吸引台商的策略大致相同，拿麻将比喻，显然是牌桌上的庄家。
至于台湾媒体，《明报》批评指出，由于各个经营艰困，台湾媒体手中没有什么好牌，也无心主导牌局，一心只想要抢占大陆市场扩大营运规模捞点好处。至于台湾官方，虽是说要交流，要传播民主，但也毫无建树，手中枉有一副好牌，最终却成了陪衬。
对于受命与台媒交流合作的大陆媒体，《明报》则认为，他们获利丰厚，多数大陆专业媒体人对赴台发展并无兴趣，但是对台湾媒体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兴趣极大，期望汲取台湾经验，在言论自由与建立公民社会上一展身手。在这场牌局上，正默默地筹组大牌，意欲改变牌局走向。
“喉舌”尽诉陆媒处境
从各家的看法中不难发觉，台湾产学两界对于中国政改是寄予“厚望”的，不论他的出发点为何；而大陆传媒界对于台湾媒体“登陆”，则是抱着期待的心情，毕竟，身为媒体人，内心里的良知还是想着“为民喉舌”，而不愿成为党的奴才。香港2010年华语纪录片节中获奖的大陆纪录片《喉舌》，不但揭露了大陆官媒运作的“家丑”，更是道出了大陆传媒人士在内心中挣扎的良知，也诉尽了他们满腹的心酸与无奈。
这部由当时任职深圳电视台的媒体人郭熙志所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深圳电视台在节目拍摄过程中的权力拉扯点滴。上级命令下级做党的喉舌，下级行动上服从了，却心有不服，口出怨气；上级用职位和高薪说服下级，下级用职位和高薪说服自己……充分暴露权力的腐化运作，深刻的刻画出深圳电视台内记者被要求一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依归，权充当权者喉舌的处境。
片中一段对话则充分揭露了中共官媒对这项“政治正确”的依归标准：“汪洋靠谁活，汪洋你今天活到这个程度，你不是靠共产党吗？你不是靠共产党吗？你不为共产党说话，你为谁说话？观点搞清楚，我们是党的喉舌。”
因不满工作环境而离职并前往香港访问的郭熙志指出，中共当局把媒体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目的就是对百姓洗脑，好塑造出更多的奴才。而许多的民生报导，则是聚集大量资源，为当权者服务，协助政治人物曝光，好为他们的仕途铺路。而制衡与监视，也成了官媒的基本功能。郭熙志指出，中央透过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达到了制衡地方、监视地方党政机构的工具。
片中讲述一个揭露社会矛盾的节目，很多记者希望反映真相的报导都遭到掩埋。郭熙志说：“绝大部分的记者想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总希望新闻能发出去，而且能够反映真相，能够跟自己的良知是统一的。”但是事实上，中共对媒体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甭说反应真相，连发出去的机会都不敢奢望。而这种控制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学校。郭熙志指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书记，便是市委宣传部派来的。
物极必反。郭熙志透露，现在大陆的老百姓对中共的官腔厌恶透了，放弃看电视，放弃看报纸，然后都是反向的思维。他认为，要改变现状，中国的体制改革是必经之路。
“喉舌”目前已遭中国官方禁播，不过透过小道传播的力量，应该会让这部片子传遍习惯于反向思考的中国人民耳目。
“只要不触碰大陆的中央政策，媒体几乎没有约束。”《新新闻》周刊董事长周天瑞的一句话可泄了天机，说穿了大陆媒体的现况与台湾全然的经济动机。当揭露爱滋成了泄漏国家机密，当为民喉舌成了破坏社会和谐，媒体还有什么样的议题可以碰触？是没有什么可约束的了，剩下的，也就只能师法《凤凰周刊》，打打擦边球做做样子，却实质的“为党喉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