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于同年四月香港《前哨》杂志上，并收入拙著《天安门之争》（1998，明镜），出版编辑将标题改为“柴玲逃亡的故事”，大概是为了读者和销量的考量（包括该书封皮，合同规定由出版社负责）。后来有些媒体加以转载，基本上采用改后的标题，而且内容作了大量压缩。
这里以原标题公布其全文。
封从德 2011-1-10
阿洪——无名氏散记
阿洪这个名字，即使是在巴黎，知道的人也不算多。而知道他是五年前将我和柴玲救出中国的人就更少了。至今，为了国内朋友的安全起见，他还依然不得用其真名，地地道道成了一个“无名英雄”。前年“六四”，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一九八九年的精神不主要表现在我们那班“领袖”、“精英”们形形色色的“英雄气概”上，而更多地体现于千千万万个“无名氏”默默的情怀和高贵的人格之中。今年的四月一日，将是阿洪同我们一道抵达巴黎的五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六四无名氏研究之一号，期于为光大八九精神有所贡献。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
六四屠杀后，柴玲与我在国内的逃亡将近十个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义气朋友。其中一位与阿洪情义深重，可谓两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
——能不能帮个忙？
——说吧。
——帮两个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究竟怎么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帮，更何况因为六四。给我些时间，想好办法就去找你，也叫那两位朋友准备好随时动身。
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洪不知探问了多少条路。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二十万，也就只好作罢。屡试不中，脑汁绞尽，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
当那位朋友找到我问是否愿意出去，此时，我对这群义士真是依依不舍，他们皆佛道中人，一直带我练功。起初两个月，我心气浮摇，六四强烈的冲击，对海外民运热切的关注，加上十几年的科学教育，皆使我对他们那一套“东方神秘主义”有隔膜。然而，一次闯边境的经历，动摇了我持之当然的科学主义的信念。当时，他们又是“唸咒”，又是“布气场”，还要求我也不断求观音菩萨，唸六字大明咒，说我是当事人，不唸，他们再用功也白费。结果，三次几乎落在士兵手中，三次皆得逃脱。虽说不能就此证明什么，却亦难以轻易否认了。科学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从此，我开始认真地跟随他们练功，其间还有三个月是在森林中度过。
准备在不测时自杀
我们是在最后阶段才给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谁，这种单线联络的方式，全然模仿当年中共的地下活动。唯一的差别，是阿洪的行为，凭的不是什么主义理念，完全是朋友间的义气，这与那批佛道朋友一样。虽然他们都同情受到镇压的六四学生，却并不十分赞同运动中的西化目标，然而依然冒死相救，不过是要实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类积善积德的修行精神和朋友之间君子之交的义气罢了。
一见到阿洪，我便感到其为人的沉着与稳重，虽萍水相逢初相识，心也踏实极了，整个行动中，一点也没觉得心跳。
阿洪个儿不算高，却很壮。年龄与我相若，练洪家拳却已二十个年头了。因为练拳的关系，两眼炯炯有神，浑身刚健有力，壮实得如一头小熊。中国武术防身健体，讲武更讲德，武功离不开武德，武中常带文气。阿洪受其薰染，为人极谦让，后来甚至发现，有些话题还能令他脸红害羞。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他文弱可欺呢。
当时阿洪也不多话，沉着干练，动作敏捷麻利，很快将我们藏进一个极隐蔽的地方，看来，事先的准备极充分。然而，这次行动一点也不似预计的那么单纯，头一天便被迫将行程延迟、更改，中途又两度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搜查。事后阿洪直感叹﹕本来并不打算将我们藏到一个那么密蔽的地方，幸亏当时一闪念，否则早就被发现了。
整个行动中，无论遇到何种意外，阿洪皆从容不迫。实际上，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行动前一天，他将贵重物留下，却偷偷带上一把小火枪，这是他事先就置办好的准备在不测之时自杀，以免中共严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线索。由于行动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觉得此行凶多吉少，便去给一个亲人打电话﹕
——要是我有什么意外，请好好照顾我妈妈，就当我是个不孝子，或干脆没我这么个儿子。
——什么？什么！
对方一头雾水，又惊又急。阿洪没更多话，将电话挂断。
在里面藏了四天五夜
我和柴玲藏在里面，全不知情。本以为很快便能到香港，没想到在里面闷了三天还没动静。
情况逼迫，既进了去便不能随便出来，平添无数困难，尤其吃喝拉撒，真让阿洪费尽心机。
天黑时，他设法递了张纸条进来，要我们准备长期坚持。秘藏的地方既憋闷，又特多蚊子，嗡嗡声不停。因为吃素炼功的关系，又不得杀生，实在难受极了，只好来个“精神胜利法”——调心静气，渐入气功状态。说也奇怪，这么一试，还真管用﹕起初奇痒难熬的感觉，渐渐化为一股清凉之气，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凉风一吹那种爽快。等出来时一看，浑身上下虽然满是小黑点，却没有一处红肿起来。看来气功真的不光是改变了主观感受，客观上也起了作用。在艰难时刻，气功帮了大忙。
在里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终于有了动静。我们一直悬著的心稍稍放下，心想，这下该快到香港了。没想到，中途又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一阵响动，听不太清楚，只隐约感觉是几个人在大声说话。我们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几下，过一会，又恢复了平静。又是一天过去了，才又启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来，不过这次没等很长时间，便又启行。等到了香港，我们出来时一算时间，我们在里面整整呆了四天五夜一百零八个小时。阿洪说他当时真担心我们会在这里闷死……这一百零八个小时，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啊，然而，阿洪却总是从容不迫，整个行动中没让我们感到一丝紧张。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到了香港，一出来，阿洪便问我们接应的人在哪里。我说，我这里有他们的地址。阿洪听了愣了一下。随即，就近找了一间咖啡吧，给我们点了热粥和叉烧包。老板向他挤挤眼﹕“哇！大圈客(港语﹕大陆偷渡客)！”阿洪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们赶快吃完就走。本来，照原定计划，阿洪只要将我们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务，因此，我将剩下的最后一千多元人民币塞到他手里，要他带回去。阿洪手一推，说﹕“你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困难，还是留着吧﹔要不就捐给民运。”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识到我们和国内那些朋友对香港没有起码的了解，不明白这么一身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样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极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张口便会露馅。无论警察、记者还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员，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们去找那位联络人——实际上，只是国内朋友的一位表亲，事先也并不知情。
阿洪先带我们去附近的市场，买一身衣服换上，然后才敢乘坐巴士地铁。一路上，阿洪买票问路，环顾左右，又让我们尽量沿路边不显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么还这么紧张兮兮的？找到那人住处，他正巧在。由于事先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显得顾虑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产党眼看就要来，我还有一家老小啊。过去在中国，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现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后可怎么办哦？……
阿洪一听话不投机，便连声道“打扰，对唔住！”便拉我们出门。当时我们听不大明白广东话，柴玲一时不解，见刚找到人又要走，还直问﹕“怎么回事？”
找到中大的同学
外面的天阴沉沉的，毛毛细雨纷纷扬扬地随风飘落，弄得头发湿漉漉的。我们躲在一座天桥下，何去何从，一下子有些茫然，对香港温柔的春意，也没一点心思。这时阿洪陪我们出来的时间已过长，回去一定会受盘问，而我们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联络人又是这副样子，我们又讲不好广东话，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决定不照原计划回中国，而护送我们到底。他提议我们直接去美国领事馆，但我担心就这么从大门进去，免不了生麻烦。当时身上除了那位“联络人”，没有别的地址，幸好还记得广场上有位香港同学的学校叫中文大学，这才乘了地铁、火车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学学生会，我们还不敢直报身份，自称是从天津逃出来的学生。还好，不太费力，我们很快便见到了广场上认识的那位香港同学，然后再与有关机构取得联络，以后的事，一切顺理成章，四月一日，我们便到了巴黎。
岑建勋见到我们大喜过望
补充一点，在直到中文大学之前，我们在国内近十个月的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国内的人力财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侠义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来。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向外联络，更谈不上“地下通道”、“黄雀行动”、“中央情报局”之类耸人听闻的名目。
当岑建勋突然见到我们突然出现在香港，大喜过望，一面觉得我们就这么空手乘巴士、地铁到中文大学有些不可思议，一面直感叹﹕“你们至少节省了四十万港纸！”后来据局内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万，皆来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对“六四”真是义重如山。我们为省去这许多费用而高兴，再为阿洪和国内那批义士而自豪。
逃亡后期，我们的经济相当拮据，他们中有人甚至将准备结婚的存款拿了出来。虽然并不十分赞同运动的西化目标，但他们依然本着佛道的修行精神舍生取义，冒死相救。临行前，他们对我和柴玲说﹕出去之后，一定不要宣扬我们。外面的世界纷乱不堪，你们最好也不要从政，多读些书，充实自己。以后回了国，要是再有什么急难，还可以来找我们。
国内朋友的情义、港人深厚的爱心和西方外交机构的机智，皆永世难忘。由于众所周知的顾虑，在此暂不细表，本文记述的偷渡过程亦作了适当的模糊处理和顺序安排，请读者不必担心。唯有一事，想借此五周年之机，向公众和盘道出——当时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是如何抢到头号新闻的。
台湾记者成了“张如大姐姐”
从香港启程西行之前，我们已与一位西方外交翻译见过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们通过海关。临行那天，一切手续齐备，各级人物离去后，那位翻译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女士，四十来岁，打扮得光艳入时。她自称是来“路上照顾柴玲的大姐姐”，“叫张如，在香港开服装店”。我们因为一直受到最严密的保护，一丝防备也没有。一路上，她想尽办法向我们探听逃亡经历，还问我们是否收到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港人营救捐款，使我们甚觉蹊跷。当时柴玲因长期奔波劳累，又晕又吐，这位“来照顾柴玲的大姐姐”却紧追不舍，喋喋不休。我终于忍不住，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对她说﹕“柴玲身体不好，请原谅！”硬是将她弄开去。然而，她还不罢休，转而向我和阿洪问长问短，又利用时机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说，只是为了留个纪念，摆在自己的书房，绝不作他用——因为见到柴玲觉得十分荣幸。
到达西方，她赶紧告辞。不久，香港媒体便满城风雨，世界各地记者云集巴黎，将巴黎大小医院搜了个遍，闹得柴玲毫无喘息之机，连身体检查都没来得及做，便不得不面对记者了。《中国时报》抢先登出的头条新闻下署名﹕“本报特派员江ＸＸ”。后来，那位翻译很快便丢了饭碗，而光艳的江ＸＸ却弃文从政升了官。事后不久，“张如”来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说当时那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甚至又提出要我们写一本书，她可“保证出版，赚到至少五十万美元”。你说恶心不恶心？
这封信，我们一直留着。这是我们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闻自由”的记者，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近些年来，无论国内海外，多“有感于中国人的骗”，希望本文多少能抚慰一些受伤的灵魂，知道中国人之间尚有真情和大义在，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企望国人能够珍惜我们自家的文化自身的根。
阿洪让出住房和奖学金
都说当初六四“民运人士”在巴黎领了大笔港纸台币美钞，优哉悠哉，这大约除了那班一出来便忙着设计“未来中国国旗”，忙于讨论“分部主席回国后相当于局级还是部级”，每月领八千法郎工资(加上税共一万二)的“精英”、“领袖””们之外，别人是没有这份悠闲的。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笔微薄的为期一年的生活补贴之外(当时我们还以为是法方奖学金)，实际上，由于他谦让的品性，还使他丢掉了许多本当属于他的东西，譬如住房和奖学金等等。
到巴黎后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惯例要为我们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这是一般低收入阶层的理想居处，因为有政府补贴，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许多。很多“六四”人士先我们而到，住的正是这类房屋。由于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国参加“六四周年祭”，这个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对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极谦让，从不知为自己的利益去计较，我们当时初来乍到，正处于媒体焦点，又很快要去美国，加上对西方现实生活毫不了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实处，于此便忽略了，结果，阿洪的生活以后完全是靠自己挣扎解决。本来一般难民可住在免费的难民营半年到一年，里面还有许多对难民的针对性照顾，结果因为我们的关系和各种阴差阳错，他连这点起码的东西也没得到。
另一方面，在奖学金问题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谦让和为此付出的代价。阿洪从不利用任何机会取巧谋利。帮助他们领身份证的法国朋友善意向他提议，既然他的意愿是上学，最好乘机将年龄报低几岁，因为对年轻学生的照顾较多。阿洪没有从命，并不指望什么不属于他的东西，正相反，他还将本属于他的一份奖学金让给了另一位六四学生，因为听说那位同学比他还困难。这么一让，义气是义气，阿洪却为此付出了颇大的代价。原来，这笔奖学金因为是法国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便不止是学法文的头一年，以后只要成绩过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学毕业甚至更高的学位，除学费全免，每月还有三四千生活费。而阿洪当时仅有的那点生活补贴只有一年不说，交了学费，便所剩无几了，连头一年学法文都不能维持，阿洪实际上是借钱去外省学的法文(柴玲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将当时的奖金、稿费寄给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学校，他才了解到，原来那位同学并不比他困难，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费，而且比阿洪的还多一半，再加上奖学金，简直是个学生贵族了。然而阿洪却从来没有在那位同学面前流露过一丝怨言。而我也是直到这次为了写此文，向他追问其经济细节时，才得知的。阿洪与那位同学至今一直保持朋友关系。
阿洪打工从负数做起
从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断在外省的法文学习，回巴黎半工半读。生活补贴到期，没有奖学金、没有低租金住房，没有正常工作，语言还半通不通，甚至不能告诉别人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这种隐姓埋名的状况，更让他在流亡者中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实际上，他比国内的自费留学生还要艰难——既没有流亡者应得的许多照顾，又有家不能回，不似留学生那样还有一个同龄人群体稍解异乡幽情。因缘际会，阿洪成了一个彻底的“无名英雄”，他要从零乃至负数(譬如语言、文化)从头做起！
巴黎六区，法式餐馆Petit Zinc(小吧柜台)，繁华的蒙巴拉兹车站旁。从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个周末两天，每天十个小时，阿洪都在这里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换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来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课学费，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据。后来做到侍者，一天也不过三百法郎。有时工作太晚，赶不及末班地铁，还得掏钱“打的”。整整三年多，只有两个暑假稍有变化——由周末工改为全工，九三年暑假是在一家快餐店(Berger King)，收入没什么差别，都是法国法定的最低工资(SMIC)。
说到住的地方，就更不像国内的人想像的那么天堂。巴黎最穷的学生一般住一种叫Chambre de bonne的顶层阁楼，从前是楼下富人家的仆佣睡房，因吃饭洗澡皆在主人家，故这类房间简陋至极。阿洪住的阁楼，又是这类房间中最简陋的﹕七层高，没电梯得自己爬，室内没有自来水，须到楼下去提﹕厕所在走廊外与人共用﹔里面空间极小，从门到窗五步，从左到右三步，比伏契克的牢房还不如﹔一张床就占了小半面积，加上衣柜桌椅，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蹬打的余地，还得除去凭窗的斜梁所占的空间。法国人美其名曰“鸽子笼”。穷学生住这样的地方，不外一个原因﹕便宜。阿洪那时每月租金五百法郎，整个巴黎，没比这更低的房租了。
住在这里的两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为了朋友义气，抛弃国内的一切“当时他的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是难得的高薪)﹔他舍命救出的人举世瞩目，他却几乎没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国﹔既非留学生，又还得在流亡团体中隐姓埋名﹔中国离他那么遥远，法国又不属于他，却不得不在其中谋生存。他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随风漂泊……
阿洪在商学院的遭遇
然而，阿洪还是凭著自己的顽强毅力挣扎了出来。九三年秋，他终于进入了巴黎大学商学院(I.U.T)，专修国际贸易，已顺利通过了第一年的法律基础课程的十几门考试，这对五年前一句法文不会、又无深厚英文底子的阿洪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今日大陆一般，商学院在西方异常热门，阿洪是凭着他不屈的毅力拖着陌生的法文在与法国学生竞争的。而且，困难远不止于此，许多情况是他的法国同学做梦也想不到的。譬如一次与一位系主任作入学面试，问及年龄﹕
——二十八。
——哦呵！你可以做Grand–Pèrc(祖父)了，怎么还来上学？
阿洪愕然了。这完全不是法国人的幽默。百分之二十的法国人投极右的“民族阵线”的票，就是觉得白种人比其他人种优越，而法国现今的衰落当归罪于来法的外国人。这类人完全忘了他们的父辈跑到别人的国土上所做的坏事。你要问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没有几个西方人清楚。相反，在巴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却有“二十世纪中国史﹕洪水、饥馑、抢劫、卖淫、吸毒和帮会”这么一门，属高年级的“中国文明”课程。
更令阿洪难过的是公关课老师。她喜欢当众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后来阿洪发愤，有了进步，她又冷嘲热讽。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写的自我介绍信极为通畅友善，文法也不差，这位公关老师竟跑到另一个班上去说﹕“有一个MEC(男人，极不礼貌的法文)，话都说不清，信却写得那么漂亮，没有捣鬼作弊，怎么可能？”可想阿洪听说后的心情。
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遭遇，阿洪从不去计较，对人依然以诚相待，因为他有足够的内敛忍耐功夫。后来他逐渐发现许多法国人的异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态，多来自他们从小缺乏母爱、长大一直孤独的生活经历。家庭危机是现代法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本源，而阿洪反倒在这方面极“富有”——他每月都同国内的家人通信去电话，虽然万里之遥，却一直是他这几年艰难历程中的支柱。因此，他对那些轻率冒犯他的法国人反倒有一层怜悯。这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蹟 ——一位流浪异乡的孤客，反倒同情起当地人的孤独。
踏进一个法国家庭作客
九二年初的一天，阿洪下了课在地铁等车，手中玩弄著一只破碎的石蛋发愣。那是他同学借去弄碎的。当时阿洪心境极沮丧，心想﹕好好的，怎么就给弄碎了呢？或许联想到自己的漂泊与零丁，平添几丝愁绪。正发呆，一位五十来岁的法国人走了过来。
——年轻人，有什么伤心的呢？
——你看，蛋破了。
——年轻人，我可以请你去喝一杯咖啡吗？
原来，法国人是一位养鸡卖蛋的农场主，年轻时也曾艰难奋斗过。他一见阿洪便觉投缘。在咖啡馆里，更仔细地询问了他过去的身世、在巴黎打工上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打算。阿洪皆如实相告。临别，他邀请阿洪去他的农场。不久，阳春三月的一个明媚日子，阿洪利用假期应邀去三百公里的外省去拜访。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的情形 ﹕和煦的春光下，过了小桥，小山丘上一幢洋房，乳白的台阶，雪白的墙壁，右边是几棵小树——竟与他十年前的一个梦境如出一辙，他在那里呆住了。法国人迎他进屋时，他依然感觉浑身轻飘飘的。他只听主人说﹕我想不到你真的会来，我们萍水相逢，你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这太好了。对于真诚善心的人，我的家门永远敞开。
这是一个和睦的六口之家，之后的三天，阿洪在他们的热情款待中，又品味到了一种家庭的温暖，这是他三年来在法国的第一次。对于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一种何等的抚慰啊！虽然素昧平生，却能互道真情，以诚相待，这种真诚的气氛 ，三年来是何等的匮乏啊。临别时，依依不舍，大家都掉了泪。他们为阿洪的艰辛与奋斗精神而感动，阿洪则被他们的热情与无私的爱心所感动。因为这一家人都信天主教，阿洪便称那法国人“教父”(法文也是“监护人”之义)。
可敬的法国“教母”
阿洪的“教母”与“教父”并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时，阿洪介绍她来帮助我，因此现在我们都极熟悉，常常周末在她家聚会。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种修女，同一般人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发过愿终生不嫁，将一生献给上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则献给教会。她早已退休，六十八岁的人了，却满面红光，心宽体胖。第一次见面时我吃了一惊，觉得不过四十来岁，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教授显得还要年轻。后来，我说给她听，只见她张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干何用？”因为我常对她说一些道家气功延年益寿之类的话。看来，无论什么宗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气功状态，身心自然康泰，对不对呢？
“教母”曾在香港教过十七年法文，会说一口广东话，因此从阿洪一来法国，便帮他学法文，又帮他出入各种机构办理五花八门的证件，却从来不主动向我们布道传教，不使我们感到压力与窘迫。这是一个真信教的态度，她对自己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相信神自会在所有人心中做工，信徒的义务主要在善行而不在辞令上。相熟了，阿洪同她甚至有过激烈的争论，譬如前苏联车臣独立问题。阿洪认为闹独立结果必起战争，两败俱伤不应该﹔“教母”立即从西方“民主”、“人权”角度指阿洪“支持独裁”。实际上，阿洪更为担忧的是中国一些地方的独立﹕“西方就是想把中国搞乱，弄成苏联、南斯拉夫的样子，永远不能富强。达赖喇嘛不也说只要自治吗？干嘛西方人反倒更起劲要西藏独立？”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其实，阿洪对于政治与宗教的兴趣，远不如其希望日后在贸易方面谋发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乐业，我们才好做生意嘛。”阿洪的生活状况，自九三年秋住进了大学宿舍之后，已大有好转。他正在努力完成商学院的学业，这样日后的生活亦算有了保障。国内的亲友为他的婚事着急，要在大陆给他找个对象，他却私下对我说 ﹕ “不要了。这里的苦要再多一个来吃，真不应该啊。许多大陆的留学生在这里千辛万苦也不向家里说，国内的人还以为我们在这里享什么福呢。不要了，我吃过的苦，不希望别人也来尝。”其实阿洪正是有苦从不向家里人说。
五年后的今天，才向大家介绍救我和柴玲逃出中国的阿洪，对他本身早已没有多少“现实利益”了﹔凭著自身的毅力和友人的真诚帮助，阿洪早已走出了低谷。虽然没什么人将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从阿洪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为道义为国运而忘我献身、自强不息。我想，这个精神值得发扬光大，可以鼓舞振作千万人的心。但是，在我的眼里，阿洪并不是“英雄”，更不是“领袖”、“精英”，他只是一个平常人，做的也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平常事﹔可是，在他的平常当中，正见其不平常而又是许多人难以做到的。我想，是时候了，让我们把眼光从那些“英雄”、“领袖”、“精英”们身上挪开，重新来认识“六四” 的精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场上三千一百四十四位绝食同学，他们在绝食棚上写道﹕“只要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他们大多数的名字，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长安街上千百位烈士，他们面对士兵和坦克，手挽着手齐声高喊﹕“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他们大多数的名字，至今还未公诸于众。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北京以外的绝食学生、市民和烈士，他们更鲜为人知。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掩护伤员和逃亡人士的千万义人，他们更不能公开。
——我们还不要忘记，港、台、海外全体华人当时心连心的义气，他们为海外民运做了不知多少默默的奉献。
——还有千百流亡人士，他们不仅受“理想幻灭”的煎熬，还要默默承受自己“领袖”们不负责的后果，更被西方政客所玩弄与出卖。然而“求仁得仁”，又更有何求？
千千万万的无名氏，早已回到了他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六四”的动力，已经从现代西方政治的幻象中移开，转而注入振兴中国经济的洪流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业中——一切皆将过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从未忘记洪家拳师传的教训﹕“仁义为先”。
(封从德作于一九九五年三月，法国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