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地受突尼斯、埃及及中东局势影响，全国13个城市出现“茱莉花革命”的集会，于是掀起了内地是否会出现大规模民主化运动的讨论，不论是《明报》社评，抑或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先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以经济因素去剖析内地出现民主化运动的机会，笔者认为只以经济角度考虑并不足以分析全局。
昨天(22-02-2011)，明报社评提及现今世界的“大气候”是追求经济的全面复苏，中国的“茱莉花革命”集会只是“小气候”，“在经济荣景之下，一切构成撩动群众运动的弊端，都会暂时被扫入地毡底。”刘锐绍先生也提及联合国的调查：“当人均收入每年达到1000美元，当地的公民意志就会抬头；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当地的政治诉求也会抬头。”两者的论述只是把人民的政治愿景和经济环境作一完全挂勾，而忽略其他可供参考的因素。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的向前发展会达致整个社会规范的转移，首先是经济、文化以至政治，然后民主化运动便会出现，这种说法是假定了社会的发展是单向的，其实，再封闭的社会，也具备多元发展的特性，而且，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当新的社会价值及新的社会规范出现，旧有的价值及规范并不会随即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价值也会被保留下来，例如宗教价值，这样是较切合事实的。但不能否定的是，文化的转变，尤其是个人愈趋自主是民主化出现的其中一个因素，无可否认地，现今中国也出现此类型的转移。
其实，整个社会正是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不同价值观进行融合或角力，不同价值之间有可能是对立的，因此，民主这种价值也会与其他价值对立，再精确点说，支持民主化会与某些既得利益者(或当权者)相互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视乎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享有的权力及影响力，民主化的过程应是会被压抑及被拖慢的，我们可见现今中国经济发展急促，但政治改革的步伐却远远落后，中国不大可能出现类似“茉莉花革命”的浪潮，正是因为内地政府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利用法律及合法暴力进行压抑的结果，而非只是因为经济的强劲表现。
我们讨论中国出现民主化的可能性，无可避免要讨论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其中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究竟民主意识在社会中是如何产生的呢？《A Revised Theory of Modernization》(Ronald Ingel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一文指出现代化产生的文化转变会增强个人的自主意识，因而使整个社会趋向民主，亨廷顿((S. P. Huntington)或许较为深入，他说经济生产模式现代化以后，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产生政治意识，因而增加参与政治的频度，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化) 会随之而出现。
首先讨论个人自主意识的问题，这种意识的产生，是否代表等于人们同样地产生政治意识？事实却不然，这是一个可以以经验认知的问题，一个个人意识强烈的社会里，有很多人对政治仍会漠不关心，他们的个人意识，很大程度会运用在追求个人生活质素的提高，或是其他利益，而非对政治产生很高的注意度，纵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度会有所提高，但这种程度的关注不足以改变政治制度，甚或民主化产生足够的动力，笔者认为内地正处于这样的状态。
至于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问题，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现代化加速了社会的流动，因而人们与不同的团体建立关系，而这些团体对政治的参与会促成政治制度上的现代化，但这样的分析似乎假定了每一个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有自由结社的自由，团体参与政治的自由度又高，但并非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是如此，内地可算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但明显也是一个政治上不太自由的社会。国家经济走势强劲的话，个人甚或团体对于政治的冲击相对地低，就算经济突然下滑，如果是政权是稳定的话，民主化的机会也相对地低，如果中国的经济面对突然的滑坡，人民对贪污、人权、民主等政治议题的关注度也许会有所提高，但也不足以令整个政治制度进行规范的转移。
各国的学者假定了民主化前，现代化后整个社会产生一种集体的民主意识，就会达致民主化，但事实是，民主化或政治制度的转变往往是由少数对民主较为激进的人主导的甚至取决于支持改变及反对改变的利益集团中少数人之间的角力，他们通常是社会上的精英，教育水平较一般人高，于是，整个社会教育水平提高以后，精英阶层的取向如何便决定了该社会政治走向，因为这些社会精美可能会被社会甚或政府吸纳，他们一旦进入建制或成为建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对政权的反动力也就相对地减低，一般的论述都忽略了社会精英对于整个社会的规范性转移的决定性作用。
由是观之，纯粹的经济角度不足以作为全盘否定出现民主运动的理据，个人自主意识的提高，加上社会精英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