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有部比较敏感的纪录片要在湾仔一家现已歇业了的戏院独家放映。我记得这部电影甚至早在上映之前就掀起过一场小风波，问题出在它的题材，而港人当时对回归的疑虑却又挥之不去。就在这时，曝出令人吃惊的消息，那家电影院负责检票带位的工作人员竟然宣布罢工。这些中老年人平日的工作无非就是用手电筒在黑暗中替观众指路，老板都不怕，基层工人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许多评论家一边以不屑的语气嘲笑这些阿叔不自量力，一边严肃地抨击香港人那提前到来的自我审查。
忽然想起这件小事，是因为日本地震之后那些抢盐的中国百姓，和当年那批戏院员工一样，饱经嘲讽。在电视上见过日本人抢购瓶装水的情形，原来是一条人龙每人两瓶（不是限购，而是自愿只买两瓶，以免后来者无水可买），忽然就目睹我们的同胞慌慌乱乱，挤作一团。人家是遭逢地震、海啸，加上核危机，真真正正面对了物资匮乏；我们则只是轻信谣言，先是以为海水受到核污染，深怕日后食盐有毒，后是听说盐可防辐，多多益善。这种对比实在太过鲜明太过强烈，难怪许多“有识之士”都觉得荒谬可笑，甚至引为国耻。接下来，舆论当然又要往“国民性”和“国民素质”上头做文章，层层剖析中国人欠缺常识的深层原因；慨叹百年之后，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远远及不上日本。
每次看见“国民性”和“国民素质”这些很宏大很玄妙的字眼，我都会特别谨慎。不是想否认文化特质的存在，而是我以为，所谓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性都不是解释某些事件、行为的好工具；相反，它们才是真正需要被解释的问题。只要拆解下去我们便会发现，有不少被诉诸为“国民性”和“国民素质”的事物和行为，其实都可以用一些更局部也更现实的因素说明。
例如抢盐。我们批评那些人没有常识，然而这真的和常识有关吗？我不晓得有多少没去抢购的人清楚了解核辐射与盐的关系，起码我自己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同时我也很大胆地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常识。假如我们有许多人既不知道被核辐射污染过的海水会不会连带生出污染了的海盐，亦不知道海盐究竟有没有抵抗核辐射的功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赶快跑去抢盐，反而还信心十足地把那种种传闻视之为谣言，将抢盐的群众看作群氓呢？可见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那些人比较有常识，而是在大家同样不具备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何以有些人赶去买盐，有些人却老神在在地拒绝跟从。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不去买盐的原因，发现主要是我有点信心有点办法。所谓信心，其实是对某些权威的信心，如果专职健康问题的部门没有声明，学院里的专家也没有出来呼吁存盐，我就不用跟着去着急了；所谓办法，就算碰上了盐荒，我觉得自己也不愁吃不到盐，也许是我能找到门路，也许是我买得起外国产品。这些不是我在抢盐潮起的当儿就明确意识到的，但我的确模模糊糊地有种安定感。
这种安稳的感觉才是许多人在谣传四起的时候不随波不逐流的原因。这些人的日子可能过得比较好，圈子比较大，平常接触的世界比较广，社交的连线去得比较远，并且他相信这些网络的韧度，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灾变面前手足无措，一下子就坠落到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孤立境地。
反过来说，那些因为抢盐而被嘲笑的人群，岂不就像当年那几个想要罢工的戏院员工？他们也确实是“无知”。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更庞大更复杂的运作方式，不知道自己可以信赖什么；他们尤其不知道，有事的时候可以去找什么门路。知识分子或者自诩为比较有常识的人，常常容易忽略某些基层的处境，甚至讪笑在他们眼中很不可思议的行为，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人活得不像我们这么安稳。如同那几位检票带位的戏院员工，听说自己的工作扯上了敏感的话题，他们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因此生活自此无著；他们只能恐惧，然后做出最直接的反应。总是如此，最没有办法也最不能掌握社会逻辑的人，最容易产生恐惧。
所以不要笑！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有人担心下个礼拜没盐吃，有人忧虑会被自己掌握不了的政治议题连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