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案”审理方面的文章、书籍出版了不少，诸如图门、肖思科为代表的宣扬伪历史的书籍大行其道，但这些书籍都是秉承官方的旨意，重复官方原有的结论，多少披露出来的一些史料也不过就是为那些结论作注脚，鲜有像样的反思，更不用说探寻历史的真实。邱会作作为“两案”审理的当事人，对这一过程有切身的经历，一些事情虽小，但却可以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笔者随手挑出几处，读者看后自有公评。
（1）为了审理时“好看”，被迫换新衣。
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五年，狱方从不发给新衣，邱会作身上的一套衣服已经破得衣不遮体。但是为了出现在特别法庭上，狱方强迫邱会作换上一件新衣，并威胁邱说：“如果你自己不打扮，我们就‘硬’来了！”邱说：“我在秦城监狱已经住了快五年了，过着衣不遮体的日子。我多么想穿新衣服呀，可是就是不给我穿。现在，他们反而强迫我穿新衣服。我不想当他们的玩物，但又拒绝不了。”（页807）中共政治犯监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2）江腾蛟升格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这个江腾蛟仅仅是林立果的心腹人士，与军委办事组和中央工作毫无关系，地位相距太远，可是却莫名其妙地“混进”“林彪集团”，还成为了“主犯之一”，令人匪夷所思。邱会作醒悟道：“要抓我们中央军委几个人武装政变的‘八八事件’撤销了，这个‘缺口’用什么来补？我一直心存疑问。现在我明白了，用人来‘补’！把这个和林立果私交过密的江腾蛟塞进我们中间‘一锅煮’，再用‘集团犯罪’的思维方式去引导人们相信：从中央军委办事组开始，到下面的一伙人是一个大的‘反革命集团’，从而造成共同犯罪的‘效果’。”（页808－809）据图门、肖思科的《特别审判》一书，官方原本打算将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放进“林彪集团”一起审理，但是王飞忽然被发现出现了精神问题，只好临时把江腾蛟当了替补，升格成了“主犯”。
（3）拒绝邱会作为李作鹏作证。
李作鹏曾提出要邱会作为他作证，证明李作鹏向邱会作透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并非是搞什么“反革命政变”。法院却千方百计要邱会作作不利于李作鹏的证明，以便指控“林彪集团”阴谋政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有利于李作鹏的事实隐瞒起来，配合法庭的指控，以争取所谓的“宽大处理”。但邱会作只回答说：“我同意出庭作证，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如实说出来。”（页810）显然，这并不符合法庭的需要，他们要的是邱会作全面配合法庭说假话、作伪证。当邱会作实际上拒绝后，他们就不让邱为李作鹏作证。
（4）江青的大实话。
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终于全体亮相，“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全体被告。当江青最后一个入场坐到受审席上时，一眼看到身边的黄永胜，江青极为不满地说了句大实话：“黄永胜是整我的，为什么把我们说成是一起的……”。（页813）的确，江青没有说错，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确实是反对江青及其同伙的，江青一语道出了军委办事组的功劳。邱会作说：“在毛泽东身后把‘四人帮’抓起来，是有良知的政治家的义举，如果我们还在台上，也会那么干。但是，在毛泽东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有区别，身前反更难嘛，更要有策略。可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在钩心斗角，而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否定前人的斗争，只说自己的功劳，对于必须心胸开阔的政治家来说，更不应当。‘四人帮’是什么人呀？我早就断定他们是毛泽东的殉葬品。我们这些人，同我们一起革命奋斗过来的人，有谁买过‘四人帮’的帐啊！有谁死心塌地地的为他们卖命？很难找到那样的老红军老干部嘛。我们对江青那伙人打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要整垮他们，是功劳。奇怪的是，对我们反‘四人帮’的历史事实不仅不予承认，反而要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判，真是冤枉！（页766）事实证明，邓小平把林彪和江青绑在一起以同一个罪名加以公审本身就极为荒谬，由此亦可看出“两案”审判不过就是一场闹剧而已。
（5）法院公然当庭禁止邱会作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第二次庭审时，法庭装模作样地调查所谓总后“整徐向前黑材料”，在最后问及邱会作还有何话要说时，邱会作大声地说：“有！我还要说，徐向前全军文革怎样同江青搞乱总后的……”邱的话还未讲完时，法官气急败坏地大喊：“你不许讲话！你不许讲话！”法警也急忙动手把邱强行向外面推。（页819）法庭虚弱的“封嘴”本质由此也就暴露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