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12月5日，辛灏年先生应邀做客悉尼《看中国》报，与数百读者见面，即席回答了四个小时的问题。现将其中十个大问题的答问录音听打稿发表，以飨读者。
辛灏年先生回答的十大问题是：
一、中国要民主、不要分裂
二、维权就要“维护民权、推倒专权”
三、人民的民主要求和中共垮台的时间
四、中国的革命力量从哪里来？
五、“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
六、民国“国母”助共“颠覆民国”
七、从台北走向北京——怎么去？
八、台湾国民党的“四种病”
九、辛灏年的宗教信仰
十、辛灏年与法轮功的关系
一、中国要民主、不要分裂
问：我来海外留学之后，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六•四”的事，但是我看到有人说：当年如果邓小平没有坚决地站在他的立场做一些决定的话，中国当时真就走向民主了，中国可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所谓的民主制度让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我们的先辈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牺牲了，我表示同情。但是，一个观点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如果所有的民主共和都让中国四分五裂，都让新疆、西藏和台湾四分五裂的话，这个民主制度是否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是我一直很困惑的。我就想，如果我是邓小平的话，当时也会采取强硬的措施。很多人在谈论“六•四”的时候说，共产党多么的坏，多么的残忍，但是邓小平是否也是以大局为重呢？很多海外网站认为民主一旦成功，中国可能会陷入混乱，陷入四分五裂。请辛教授回应一下。
辛：谢谢你。我想，前苏联的覆辙是什么？前苏联的覆辙，不就是一个74年的专制统治政权，被专制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和人民一起解决了嘛！这对苏联，对俄罗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看看今天的俄罗斯人民，近两年来，他们的普遍生活水准和中国大陆普通人的生活水准相比，他们提高得比我们快得多，尽管十年前他们不如我们，这是有详细的资料的。第二，今天的俄罗斯不论怎么说，回到了俄罗斯共和国的光辉之下，三色旗重新飘荡在莫斯科的上空。全俄罗斯人民有了民主的权利，人民有了自由的权利，人民可以说“把列宁送到中国去”。请问，以前有过么？敢么？所以，所谓苏联的覆辙，这个覆辙覆得好，它让推翻了1917年2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造成了74年血腥专制的苏联共产党彻底瓦解。这样的覆辙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其他星球上，我都希望他一再地出现。如此我们人民就有希望了。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如果不说杀20万保20年，中国就走向民主了。那我想反过来问，杀人才能保住政权，那就杀人来保政权，谁有资格说这句话？我的政权必须保住，要想保住它，我就必须杀你。今天在这个场合下，如果我说一句话，为了保证我辛灏年的言论自由，我就把你们的嘴全部封住，你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愿意？不愿意吧。杀20万保20年保谁呀？是保祖国么？是保民族么？是保和平么？坦克车机关枪都上了天安门广场，那叫和平么？那不是啊，不是，那是在保一个东西，在“保共”，在保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在保证共产党的专政权利不被削弱，是这样吧？他杀人决不是为了保人民啊！我们中国人多好、多纯良啊，我们多能吃苦啊，59年到62年饿死了4千3百万人，这是我的数字，现在最高是4千5百万，却没有人造反，这样的人民还要靠杀来维持它的权利么？所以，89年杀人，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就不说你是为了自己，都是错的，都是有罪的，都是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犯罪的。不能辩护，无以辩护。
第三，是不是民主就会分裂？我听到你提这个问题，说心里话，我心里面一下子对你高看了很多很多，这才是一个对自己祖国的命运负责任的留学生，这也是几年来我天天在想着的事。因为我们回顾欧洲的历史，回顾英国的历史，回顾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近现代凡是专制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都出现过民族和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民主引发了民族分裂，那么反过来这个民主就一定失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闹了89年，那么多次的复辟，是什么道理，就是欧洲的反动君主们都来镇压和扑灭法国革命，都想来镇压和扑灭法国革命，从而造成了法国内部专制势力的反扑，才造成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拿破仑帝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法兰西共和国是第几了？大概第五、第六、第七了吧。从第一到第三，共和国一次一次地被专制势力推翻，被新的独裁势力推翻，甚至被公开地复辟帝制，是不是这样？这是基本的历史，就是因为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好。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安东尼特，就是因为把法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军事作战秘密卖给了奥匈帝国，卖给了奥国和俄国，这样人民才砍了他的头，不是因为民主才砍了他的头。第二，这个同学提得好，因为我的一些老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心里都清楚，都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时候了。可是如果这个党一旦垮了，中国怎么办？第一，没有人给我发退休金了，我怎么活？第二，看着国家四分五裂的，心里痛苦啊。是，如果民主带来了分裂，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舒服，反过来说如果民主带来了分裂，这个民主国家、这个民主政权也没有办法存在。今天大家觉得，哇，我要想解决共产党或者说解体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怎么那么难啊，可到了明天，当这个专制统治、专制制度垮了以后，当民主制度刚刚获得建立，当民主政权刚刚获得建立、应该说是重建的时候，只要在某个早上，台湾宣布独立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民主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人民推翻你就像切小菜一样。为什么？因为人民自由了，人民能选择了，因为人们要求中国一定是“民主统一”的中国，不能容许分裂。所以，我在过去很多的讲演中，曾一再地声明，我们要的就是“先民主、后统一、真繁荣”，我们不是没有顺序的，但是我们都要。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这个感情、魄力和胆量，凡是对我民族好的事情，我都要，统一对我民族好，我要；民主对我好，我更要；繁荣当然对我们人民好，我会不要吗？所以今天海内外所有追求中国民主、为中国民主事业在奋斗的，在反对共产专制统治的朋友们，都要把民族问题深深地记在自己的心头。你有本事么，你有本事那就在中国的民主变革当中，一方面能够让民主变革顺利进行、度过难关；一方面则让我们祖国领土绝不陷入分裂的状态。那个时候，人民一定会相信你，人民一定会支持你。这两者你一样没有做到，人民就不会要你，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民已经重新获得了“创制、复决、选举、罢免”的权利，是不是？
二、维权就要“维护民权、推倒专权”
问：中共专制政权倒台前，大陆人民应做哪些准备？
答：虽然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因为我现在也是华侨，我不在大陆，而且出来十几年了，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自我流放”在海外的知识份子的立场上，说一些意见。
中国大陆现在维权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的“圈地运动”也如火如荼，一位市长或者是书记不久前说了一句话，“只有强拆，才能拆出新中国”，只有强撤，只有豪强兼并、抢尽的办法，才能够建立一个新中国，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笑了，那咱们也“强拆”啊，咱们把中南海拆了，中国不就有了新中国了吗？
我想，大陆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坚定地拆除专制的领地，坚定的把维权上升到“维护民权、反对专权”的高度，坚定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孙中山先生要实现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大路坚持走下去。今天，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马列，恢复中华”。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皇帝，曾经将一个外国人的思想来统治过我们中国人。但是马列却血淋淋的统治了我们60馀年。谁都不能反马列，谁反关谁，谁反杀谁，为马列而死于共产党屠刀之下的中国人，真不知有几千几万几百万。最近中宣部还一再发出文件，誓言“一定要击退那些企图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任何思想和思潮”。可见马列子孙至今尚在，还要马列来继续统治中国。在中国大陆，除了要钱、贪钱以外，共产党哪一点都没有离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民权主义我就不用说了，就是要让人民拥有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不仅仅是我不给你任意拆我房子的权力，而是整个的民权主义的民权，就是林肯民权主义的民权，就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民权。我们只有把“维权”上升到了“维护民权”的高度，我们才能够告诉自己，我们的民权被剥夺了。被谁剥夺了？被专制权力剥夺了。所以，我们要想要回民权，我们就一定要“推倒专权才能还我民权”。十年前，我创办《黄花岗》杂志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序言，说的是人权和民权的关系。我说，“民权是人权的初步”。我们在美国讲人权，我们在悉尼讲人权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中国必须先讲民权。因为在中国大陆，必须讲民权，因为讲人权，六千七百万共产党员的人权个个都享受得很丰满，很好，甚至于把我们十几亿人民的人权都拿去给他享用了，他的人权里面更是浸透著专制权力的血腥和肮脏。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权”被剥夺了——我们被剥夺了爱中华民族和不爱马列党族的权力，我们被剥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信仰和信教”的自由权力，我们被剥夺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民主权力，我们被剥夺了思想和写作、新闻和出版的自由权力，我们被剥夺了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土地应有的和起码的占有权力——今天的中国，是“党卖国土，民无私田”！我们还被剥夺了我们应该共同富裕的权力——共产党和属于共产党这个特权统治集团的所有统治阶层，包括与他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有特权占有者，他们享受了今天地球上人类最好的生活，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却生活在一种何等痛苦的境遇之下？在中国大陆，在一栋栋高楼大厦，一列列崭新高铁的身影里，掩盖着我们人民的多少痛苦。我们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挤在城市边上的芦席棚里面，这些被称为“蚁族”的年轻中国人，居然只能用Email向海外求救，说我们二十天吃不到一次猪肉；我们的孩子，我们农村的孩子，包括城市贫民的孩子，竟然没有上学的机会，有些地区，老师只能在墓地里讲课，而死人的墓碑竟然成了孩子们做作业的“课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民权的惨痛结果。
当然了，在海外讲人权，外国政府会支持你；在海外讲民权，外国政府可就不理你了。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民权，却是中国大陆的人民今天最需要的，因为，连我刚才讲的起码的民权都没有，还谈什么人权的普世价值呢？三民主义没有过时，不仅在中国没有过时，在台湾没有过时，在全世界都没有过时。四百年来，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不在追求着独立和解放，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在追求着民权的自由和解放，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都在反对着专制的邪恶和腐败，并都在追求着人民应有的自由和富裕生活。我以为，这就是一条根本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精神的、思想的和实践的准备，逼迫共产党走上这条路，如果逼不成，求不成，那人民自然会起来推翻它，人民就应该有这样点准备。谢谢。
三、人民的民主要求和中共垮台的时间
问：辛先生您好，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这一百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当然，您也提到了苏联是七十四年，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时间是最长的，就是根据中国的传统，它可能是远远不止七十四年，要达到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不是还要一百年的时间，根据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还有您现在在美国接触这些资讯，比较实际的看法，要达到实现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中国，大概还要多长时间？
辛：谢谢你，先生。虽然我这个人研究过去，不预言未来，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不是全世界最长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秦始皇就是打倒封建制度的最重要的代表，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从周朝正式确立，到春秋末期开始动摇，到战国开始分崩瓦解，到了秦始皇时代，被正式地废除了封建，然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贵族和平民”共同治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也是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就是君主制，家天下。这是基本历史。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话都是根据马克思来的。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五大阶段，中间有一个封建阶段，他就认为中国也是这一样的，殊不知，马克思闹革命的时候，德国还是封建社会，德国反封建比中国晚了将近一千九百年。所以，英国也罢，德国也罢，包括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是君主制度短，封建专制长，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我们是封建专制短，君主制度长。我们要推翻的，或需要解决的，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所推翻的，是君主制度，不是封建制度。在我十多年前所写的书和文章里面，都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了解它，我们才知道孙中山推翻帝制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正确的认识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因为我们过去骂暴秦骂的很多很多。
第二个问题，“走向民主”，准确地说，英国花了四十八年，法国花了八十九年，都砍了国王的头；苏联花了七十四年。其间，都有战争，有反复，有专制复辟。那么，中国该是多少年？一，没人说得准。二，我的看法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漫长。七、八年前，有一位“人士”从中国大陆走出来对我说，也到处公开说，中国大陆人民根本就没有民主的要求，至少一百年内就都没有民主的要求，我当时听了差一点勃然大怒，虽然我把自己压制住了。不是因为我在海外，不了解国情，我就把希望当成了现实，不是。大陆人民怎么可能没有民主的要求？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当作家的，写小说的，编电影的，哪一个人不希望能够完全自由的去写作？我们的农民哪一个不希望能够自由的耕种自己的土地，自由的贩卖自己的农产品？我们的工人哪一个不想自由地去打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每一家报纸，每一个研究所，每一个研究单位，都希望思想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我们的每一家宗教，包括那些在中国大陆名为“宗教”，实际是在马列压迫下的“假宗教”，不得已的“假宗教”们，哪一个人不想真正怀揣著自己真正的理想，不想信仰著自己的真正信仰，去自由地“结自己的社”啊！所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走向民主是个必然的方向，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说他们是没有民主的要求的。中国人民今天的维权运动，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历史上、文化上讲真相的各种突破，都是因为有一个民主的灯塔在吸引着我们，驱使着我们朝着民主的方向走。那么，这到底要多少年呢？我刚才说了，“回头看，就是为了向前进”。我虽然不预言未来，但是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九年的专制复辟统治到今天已经六十一年了，我认为它正走在它的最后阶段上。共产党的一位著名将军已经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我们就完了！”这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党的总理，今天中共的第二把手——温家宝先生也说了，“不进行政治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他们都把这个阶段看成是十年之内的事。那我反过来只想说一句话，“谁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死路一条”，“谁不进行政治改革，就连十年也撑不下去了！”我想，还是用共产党的领袖们、将军们所说的话来回答您的问题吧：中国，中国今天的这个专制制度，已经走上了它的末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会瓦解崩溃，我们不算命；但是我还是要重复我八年前讲演时说过的那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专制统治明天早上垮了，你别诧异；如果这个专制统治还能再熬个七年、八年，你也别灰心。为什么？因为“人在做，天在看”，是不是？谢谢。
四、中国的革命力量从哪里来？
问：中共的革命是穷人闹革命，那么现在中共正全力搞经济，改变城市面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我的问题是，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力量应当来自于何处？
辛：革命力量从哪里来？革命力量其实就在民间。
1995年我来到美国，当我满怀着兴奋和高兴告诉大家，中国大陆从1985年正式开始的民间历史反思已经如火如荼整整十年。当然它已经从反思共产党的统治走向了反思“抗战是谁领导打的，谁打的；北伐是谁打的，谁领导的；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中华民国？什么是辛亥革命？可是我当时感到十分诧异、甚至是十分痛苦的是，当我来到海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已经反思了这么多巨大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作家、记者、专家和民间人士们，已经拿出了大量的事实来为历史作证，电影《血战台儿庄》也已经放映又被禁映了时，海外的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话，甚至嘲弄我说，我说的这些只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们才会听，而且他们当中更有许多人是靠台湾国民党帮助和资助的，一句话，就是“养著的”。
这迫使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海外是很难了解到中国大陆的人民力量究竟在哪里？我的答案就是：在民间，在那些已经觉醒了的知识份子的身上，在那些正在觉醒的优秀青年知识份子们身上，在那些数不尽的从农村流浪到城市打工的知识青年们身上。在他们的身上，萌生著革命的思想，成长著了民主的追求。如若不信，大家只需要再翻一翻法国革命史，翻一翻欧洲许多民主国家的历史，你就发现那些伟大的民主革命都是从小城镇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青年知识份子，和那些已经对社会考虑得非常深入的、完整的、并已经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社会、变革社会方式的思想家和知识份子们，比如罗伯斯贝尔、马拉、丹东、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等。今天的革命，无论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他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他已经不是“原来不读书的刘邦、项羽”们了。他们一定是读书的，他一定是多少懂一点道理的，他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有深刻感受和认识的，并且能够明确地把握着我们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发展的前景和方向的。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常常因为这个问题很难看清楚，所以我们总觉得，我们看不到中国民间社会的民主力量，看不到中国民间社会的革命力量，其实那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所造成的。如果我们退一步说，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像晚清时代一样，人们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还能够创办一些自己的报纸杂志，至少也有六十份报纸和四百八十七份杂志期刊的话，我们的海外就会都知道中国人的力量在哪里。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力量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所有力量，就在中国大陆民间，在我们那些正派的、正直的知识份子中间，在那些优秀的知识青年中间。相信吧，一个时代都会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人物。明天民主中国的优秀人物，今天就蕴藏在他们中间，活动在他们中间，正在为这民主的明天悄然地、甚至会公开奋斗著、呐喊著，直至牺牲了他们自己。
至于人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进行这场革命，推翻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我想，我们也应该有两手，一手，坚持用最和平的方法，去完成我们的民主变革和民主过渡，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因为这对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损失最小，损害最小。但是，我们自己和人民决不应该首先承诺放弃一切可以进行民主变革的方式和手段，只要共产党一天还在坚持用暴力镇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就有理由用各种方式来推翻这个专制统治。这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当中，都有一条“正当自卫”条款的合法性来由。人民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人们放弃了武装保卫自己的能力，那就成了被人宰割的羔羊。中国人民不应该走这条路。所以简单的说，决不放弃和平革命，但同样不能放弃任何可以达成“推翻专制、重建共和”的方式和道路。谢谢。
五、“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
问：有一个有关历史问题向您请教，1911年辛亥年在武昌发动起义时，孙中山先生尚在国外（当然孙先生提前已进行了很多民主革命准备，发动革命几十次之多，功不可没。）那么到底孙先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什么？请指教。
辛：谢谢。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也玩起了革命的两手，不是“也”，而是“继续”玩革命的两手。就像当年“借高喊三民主义打进国民党里面，然后再分裂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发动共产革命”一样。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变局，在这场变局当中，它的失败者一定是共产党，这是没有疑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一定是专制政权。因此，为了抵制这场变局，中共就要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传人，说他才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才是帮助过孙中山的，是认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虽然他绝不区分共和革命和共产革命，而是要把它搅成一锅粥，以便混水摸鱼。然后，它就有了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孙中山这杆旗子是很难倒的，不是很难倒，而是倒不掉的。
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历史有三个人你是动不得他的。
第一是周公，确定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文武周公”的那个周公。
第二是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统一中国。
第三个就是2100年后“废帝制、建共和”的孙中山先生。要想否定他，是枉费苦心。
所以，中共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现代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这样，它的权力的合法性就有了来源。可是孙中山先生又是今天最让共产党感到心里痛苦和浑身不安的人。我想在座的所有朋友都会想到两个字：“革命”。孙文不就等于革命吗？我们一想到孙中山就会想到孙中山革命对不对？孙中山发动11次革命推翻满清，对吧？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不发生革命也就罢了；要是也会发生革命的话，革命的“对像”是谁呢？那肯定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不是今天中国没有思想、出版自由的知识分子，一定是那个掌握著专制权力正在腐败和腐烂的共产党政权嘛！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一定要消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定要批倒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理论，一定要否定孙中山共和革命的道路，甚至要从要从人格上彻底地铲除孙中山的历史魅力，和他在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丰碑上的至高地位，特别是他在民族历史发展上的“巅峰形象”……。
于是乎，近些年来，特别是1989年之后，在海内外、特别是海外出现了一些十分奇怪的现象，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在逃亡海外之后，于1989年当年和其后的几年里连续发表文章叫喊“告别革命”，就是要提醒共产党，革命已经悄然而至。紧接着，有学者，大陆出来的学者，也公开地告诉大家：要“告别孙中山，回到曾国藩”。要告别孙中山，就是告别孙中山的革命，要回到曾国藩，那就是要镇压革命。曾国藩不就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吗？他们堪称煞费苦心。可是他们有成果，他们在海内外经过多年的宣传，开始有了成果。以致我们一些正在追求民主的一些朋友也开始否定起孙文、否定起辛亥革命，甚至否定起人类的一切革命来了，但就是不去批判那个最该否定的共产党革命。他们把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放在一个锅里面煮，说他们三个人都是“毒枭”，孙中山是“第一个”。还说“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国民党的专制，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共产党的专制，国民党和共产党专制的鼻祖就是孙中山”。甚至说“孙中山1911年不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在他们的理论里，孙中山是“推翻了共和、建立了专制”…….大家只要在中共的《瞭望》杂志上,台湾的《中国时报》上，海外的《世界周刊》上，和许许多多的网站上面，你们就能看到无数的批判、否定孙中山的这些文章，以致在一个貌似民运的论坛上，一个民运政党的网站上，早已并且是不休止地诬陷孙中山、辱骂孙中山，直至公开喊出要“鞭尸”孙中山，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益逼近，中共在中国大陆虚假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逐渐展开，海内外、尤其是在海外和台湾，批判、否定、侮辱孙中山简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枉加到了孙中山的头上。而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孙中山的“进攻”中，就有刚才这个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有人公开胡言“孙中山跟辛亥革命没有关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还在美国的丹佛打工呢。当然，今天已经有朋友提出他不在丹佛。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个问题了，也许他找到的新资料完全是对的。但是，孙中山当时他一定是不在国内，因为他不在武昌，所以，“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就和孙中山就没有关系”。这也等于是说，中国国民革命军在山东台儿庄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因为蒋介石没有在战场上，所以这场战争就跟蒋介石没有关系。但是，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就从来没有上过抗日的战场，而是在他的窑洞里面，不是跳舞，就是喝红酒，要么，就是在写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写他否定辛亥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八路军军官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日本占我们中国的土地越多越好”，要求他们“绝不要帮助蒋介石抗战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抗战”。可是，这些人绝不说毛泽东跟抗战没有关系，还说是“毛泽东共产党才领导了抗战，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我介绍了这些情况以后，我现在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了，孙中山没有直接领导和参加武昌起义，那么，孙中山都在那里？我且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
第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的前一天，因为革命党制造炸弹，意外爆炸，机关暴露了，有彭、刘、杨三个烈士被抓，并且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被砍头了。这三个烈士在砍头之前喊的一句口号是什么？就是“孙中山及未死同志万岁！”就凭这句壮烈的革命口号，大家看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没有关系？革命在第二天就成功了，而他们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前一天，喊出了“孙中山及未死同志万岁！”。
第二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个组织共同发动的。在此，我且不说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关系，只说共进会的军事部长孙武——当时和后来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其实他原名字不叫孙武，他叫孙葆仁。他为了发动起义，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孙武”因为，孙中山的大名就叫孙文。他又把自己的字改成了“瑶仙”，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字是“逸仙”。他这样把名字一改，于是武昌新军内外到处都在传扬著这次领导革命起义的孙武，就是大革命家孙文的弟弟，于是短短的几天之内，新军当中参加革命起义的就增多了1500多人，甚至造成整个武昌革命气氛大涨，革命信心倍增。大家说，孙中山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有没有关系？
第三个例子，武昌起义时，虽然孙中山不在场，那孙中山在干什么？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在美国接到了国内革命党请他回去做大总统的电报，他却把这个电报悄悄地折叠起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却对他的战友们说，我现在不能回国，我马上要进行一次外交活动，我要让西方的银行团不要再借款给清政府，让他们来抵抗我们的革命，我要让西方的银行团、特别是英俄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给革命军，让我们的革命军能够一举攻克北平，建立新中国。虽然，这两个任务，他只完了一半，就是西方列强的银行团并不支持他，没有借款给他；可是西方的银行团也再也没有给满清朝廷贷款，使得满清朝廷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为什么清廷在袁世凯一逼之下就退位了？因为清廷没有钱再坚持下去了。这个天大的秘密，我是在9月10号以后决定讲辛亥革命时，才在许多的资料中把它找出来的，我感到很兴奋。
第四，革命先烈张难先先生，他在回忆录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心中没有一个孙中山的形象；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青年都想逃到海外去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或孙中山发动革命十多年的实绩，武昌起义不知将延迟到何年何月才会爆发。”
第五，这场革命，孙中山先生虽然不在武昌，可是这场革命，当晚清的改良人士也参加了，并和革命党一起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并要迅速创建大中华民国的时候，孙中山终于回到了中国。有17个省的代表参加的选举大会上，有16个省的代表选他当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事实，还能用来反过来证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我想，今天，在中国大陆，如果也出现了辛亥革命式的“变局”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人回去便能够让人民选他做大总统的，除了正在广东韶关监狱里面“服刑”的当代民主革命家王炳章博士。当然，也只是可能而已。为什么？他是被共产党在9年前从越南绑架回国，判处无期徒刑，现在被关在刑事犯当中，经常遭受毒打和侮辱。而他，两个月前说的话仍然是：“粉身碎骨，至死不渝”。
我想，到时候，我们的人民自己一定会在国内选出一个被他们认为有能力、有人格在那个过渡阶段领导他们共度难关的领袖。在一百年前，这个人是谁？就是任何人声望都没法相比的孙中山先生。
孙先生怎么可能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
六、民国“国母”助共“颠覆民国”
问：辛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评价宋庆龄女士，她是背离了辛亥革命呢？还是偏离了呢？我有点搞不清楚，请先生指教。
辛：我想今天的提问总算走上了一个历史的正题了。大姐，你说的很好，她不仅偏离了，背离了，甚至背叛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坚决要求不睡到共产党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却要睡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父母身边——曾经被红卫兵挖出棺材尸骨进行批斗的那双父母身边，就说明她终于觉醒了。可是她醒的太迟了。
宋庆龄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善良的女性，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后，在孙中山先生最困难的时候，她以一颗少女的挚爱之心，爱上了我们的民主领袖孙中山，中山先生开始拒绝过她，后来也爱上了她。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那个时候，在艰难的反复辟奋斗中，在护国和护法的奋求当中，她一直是孙先生最好的战友，最好的心友，要是用共产党的一句话来说，是最好的“爱人”。当然，我在海外知道大家都不愿意讲这两个字，但是事实是这样。可是，当时的她，年轻，幼稚，没有尝过人间的痛苦。她生在一个富商的家庭，却跟革命天生地发生了关系。她生活在自由烂漫的美国，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有着一个初步的或者是非常纯净的自由理想。可是大家要知道，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是有目的地发动的，它的思想和理论，在着意的推动下，在全世界的部分知识份子当中发酵起来了。它不仅冒用了欧洲近代的共产主义信念，自成一家“专讲斗争和专政”的社会主义思潮，而且还在中国吸收了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某些内容，正是这些，对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而我们的宋庆龄女士，也就在孙中山被苏俄三番五次“上门联合”的过程当中，慢慢地受到了国民党“左派”、就是国民党“亲共派”的影响，慢慢地受到了俄国派来的军事政治顾问们的影响，慢慢受到了国民革命阵营当中那些灵魂已经是共产主义信徒、嘴巴上还是三民主义信徒者的影响甚至欺骗。
比如说，我就不说名字了，当年那个北大毕业，一口英俄两语，年轻帅气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就一再地对宋庆龄女士说，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列宁的道路，才能真正的解决贫困，推翻专制，才能够走向民主和自由，实行共产主义。他成了宋庆龄最信任甚至是很敬仰的人。当这位与她年貌相当的共产党领导人在1927年底的广州叛乱中丧生，这使得宋庆龄十分难过，因而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更加产生了敬重之情。
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宋庆龄一直是非常孤单、非常痛苦的。她的党正在汪精卫的“权力病”的发作下，产生了种种分裂的迹象，甚至于造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局面。这时候的宋女士不仅已经侵染了共产主义的一些思想，而且由于孙先生死后，她单纯的成长经历，又不足以应付已经面临的这种复杂痛苦的局面，还因为打进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和已经被共产党赤化了的那些国民党员，开始包围住她，企图利用她作为孙先生未亡人的身份来影响国民党向“左”转。
一个天真无邪、未谙世事、只因为是做了孙夫人的宋家二小姐，就这样在苏联 ，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左”派的拉拢和包围下，思想一天比一天左倾，直到1929年，她居然能够在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人陪同下，到了苏联。她飞驰在苏联由东向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当有人告诉她说，“你看，铁路边上的孩子多么的穷困，多么的痛苦，这么冷的天，他们连鞋也没有得穿，帽子也没得戴，你猜她怎么回答的？她说：“那革命前比现在还不如呢？”
其实，她并没有看过俄国在革命前是什么样的，她也不想讲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我所说的“十月背叛”已经12年了，她就是因为从感情上开始倾向了共产党的主义，所以才开始维护那个她完全不了解、不懂得的专制政权，甚至要毫无根据地维护这个人民正在反对的政权，面对着自己所看到的痛苦，却不能讲出的中华民国的“国母”所应该讲出的正义语言来。因为她不仅思想变了，而且感情也变了。一个女人感情一变，就会什么都变掉了？怪她吗？不怪她。因为她就是一个女人。不怪她吗？怪她。因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孙夫人，是孙中山的未亡人，是民主的中华民国的国母。你这个国母，可以在蒋介石家里的饭桌上，为了维护共产党，而一气之下就能把饭桌给掀翻了，但是，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母，难道也可以在苏联秘密参加国际共产党，并在苏联公然侵略中国东北的时候，在暗中支援中国的共产党服从史达林的命令，用制造中华民国社会暴乱和发动武装叛乱的手段，去“武装保卫苏联”、同时却反对蒋介石“武装保卫中国”吗？就不说你还在上海购买一批又一批的医药，派人送到苏区，好让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命令下实行武装割据、直至成立服从苏联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一心颠覆孙先生创建的、你还在做着国母的大中华民国吗…….你叫蒋介石先生怎么办呢？对他而言，你既是国母又是妻姐啊！他不听你的，不行；听你的，能行吗？
宋庆龄终于在共产国际的调教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做统战，做地下工作，做着只有间谍们才能做的事情。今天，象《新天地》这样的许多杂志和网站，甚至包括正面描述她的共产党人回忆录，都已经在把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她的历史，一件一件地公布了出来。她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母，却跟着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她身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却接受了共产主义；她身为我们全中国女性的楷模，却置全中国民众的祸福、特别是妇女的痛苦于不顾。你说她到底是为什么，你说不清；你说她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你还是说不清。其实，就是因为她的幼稚和单纯，太容易受惑和受骗，才使她居然就成了一个复杂时代的牺牲品，孙中山、中华民国、中国民主事业的偏离者，背离者和背叛者。对宋庆龄女士，我一开始就说她是个单纯的女性。可是单纯的女性和任何一个单纯的人，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复杂的局面时，面对着思想的尖锐较量和真假革命、不同革命的痛苦较量时，你可一定要选好自己的路啊。因为你今天没有选择，明天你就可能背叛它。
1949年之后，她曾经坚持不要改国号，可最后还是被中国共产党说动了，跟着共产党抛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国统和民主共和法统，也抛弃了她“国母”的崇高地位。之后，在50年代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中，她甚至要求进一步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曾为此向伟大领袖汇报，毛泽东便派刘少奇、周恩来去看她，跟她说，“宋副主席（她当时担任了马列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对于你来说，是不必要参加共产党的。因为我们共产党有400万，而宋副主席一个人就抵得上200万共产党员！”
朋友们，她是真的抵得上200万个共产党啊！她以她中华民国国母的身份，对内成了蒋先生推进国民革命特殊障碍，对外成了中国共产革命花瓶中一只永远开不败的红花，为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夺权打天下所立下的大功劳，真的是200万共产党也抵不上啊！可是，她曾经却是我们的国母，我们的孙夫人。今天，当我们回顾她的这些生活往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第一，太令人痛心，第二，太大的教训，第三，也不要简单的或粗暴的批评否定她。也许，这也叫做“宿命”吧！谢谢。
七、从台北走向北京——怎么去？
问：辛教授您好，我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近年来在台湾的政党轮替已让台湾人民厌恶了选举文化以及两党互相攻击、谩骂的政治氛围。甚至，因此造成台湾人民之间的族群分裂……台湾知识份子对此极其无奈，不仅丧失社会和谐，也更因民进党之政策，造成年轻一代对国家民族认同上的矛盾。在此，我对中华民国感到悲哀，1949失去大陆，而在此一弹丸之地——“台湾岛”上，更有另一势力企图“消灭”中华民国……另立新独立政权。请问，对于台湾年轻人及现状，您的看法，以及如何传承“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
辛：记得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讲演的时候，曾碰到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台湾留学生。他跟我讲，我读了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想，我们台湾人还有一条路，既不是民进党现在还没有看清楚的道路，也不是国民党有些人，就是国民党的部分上层势力已经抛弃的道路，那就是“民主统一为中华”的道路。台湾先民主了，大陆后民主，我们两岸都民主了，那坐下来就能谈了嘛。不要动不动就是飞弹，动不动就是威胁，动不动就在台湾这个民主的大船上空，来一场阴云翻滚、雷霆乍怒嘛！所以 他说“辛老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从台北走向北京”。我说，你说对了！然后，我告诉他说，不久前我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演讲的时候，我曾很奇怪地发现，最后面站了一排年轻人，大约有二、三十个。我一看到他们那个表情、眼神，还有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文雅的模样，我就认定这些是台湾学生。中国的台湾人和中国的大陆人确实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可是，没想到的是，我讲完了，他们开始向我放“喀秋莎”了，就是放连珠炮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我，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不能独立，我们凭什么要受你们飞弹的威胁，我们凭什么要受你们共产党的气，我们走出中国有什么不好？虽然他们觉得我对他们客气而直率的回答有点道理，但显然还不是很服气。所以，他们就问我说：“今天晚上最好别让他们请你，跟我们一道吃饭，你愿意吗？这样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台湾的前途，究竟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答应了。那天晚上，在一个很小的华人饭馆里，我和他们二十多个台湾留学生聊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了，说：“我们凭什么总是要在台湾躲来躲去，成天怕怕的啊？我们干脆从台北走向北京嘛，我们要自己的大中华民国嘛，这才是正路嘛！”那个晚上，我和这些原来要和我辩论“台独为什么不对”的台湾留学生，实可谓“尽欢而散”。这种情形，我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了。
是的，如果今天的台湾人，台湾的青年，台湾的每一个人胸中还是有一片“大海棠叶”，就是我们“大中华民国”的那一片版图，孙中山创建时候的那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蒋介石曾在伟大的北伐战争之后，和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努力统一过和誓死捍卫过的那个中华民族自己的国家（我称中共篡立的是马列教族的中国，就是马列中国），我们还有什么好伤感的呢？我们还需要为不能独立走出中国而伤心，还需要为今天仅仅只有台澎金马的这个“小中华民国”而伤感吗？
朋友们，历史的车轮轻轻的一轧，就是五十年、一百年。我们不过因生在其中，才觉得这个岁月是太漫长了。但是，只要我们跳出来回头一看，不是才五十年、六十年嘛，一百年了，我们当真就解决不了民主和统一的问题？
当时，因为我说得这样有道理、有信心，所以这一批台湾留学生，就和我达成了一个共识：别老担心着台湾，还是立志要从台北走到北京去。有一天，当中国与台湾一样，实现民主了，台湾将该给我们提供多少民主的经验和教训啊！该为那个开始建设的民主中国提供多少台湾来的民主政治家们啊！是吧？到北京来，台湾朋友们，特别是台湾的青年们，把你的心智扩展到我整个的大中华民国去，为了我们的大中华民族，为了我们各族人民都能共有一个民主的大中国而奋斗、而成功吧！
谢谢你们。
插问：怎么去啊？
答：怎么去？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一个人来讲，我们首先要有志气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志气去，你就不会想怎么去了，对不对。只要你想要去，你就会想怎么去。是不是？
我觉得，要想从台北走向北京，第一，就是要坚守住民主的台湾，保护民主的台湾，让台湾继续成为全中国的第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第二，就是要保护住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只要这个国统和法统，这一面青天白日的国旗还在飘扬著， 那就说明中共还没有对中国实现“专制一统”，就是专制还没有统一整个中国。
有了这两点以后，大陆不是请你们去吗？那就去啊，干嘛不去啊？中共不是在请你上红地毯、对你进行统战吗？那你也对它统战啊：他说共产主义怎么好， 你就讲三民主义怎么好；他说中华民国的历史怎么不好，我就说中华民国的历史才真正叫好。可惜的是，台湾有一些国民党人到了大陆，一不敢讲三民主义，二不敢讲中华民国，三不敢讲“民国中央政府”。可是，有一个民进党的女市长，居然在中国大陆公开讲，我们的中央政府，大陆人民反而对她另眼相看了，说她是好样的，是不是？你说怎么去啊？我说就这么去了，相信吗？我回去他会抓我，你回去讲三民主义，他不敢抓你呀！李敖看上去胆子那么大，他是因为发布台独宣言被蒋介石抓到了监狱里面，但他不是因为反腐败被抓的啊。在蒋介石的监狱里面，他还能够写骂蒋介石的书啊，可是到了中国大陆以后，在北京大学讲演，心里总想着共产党那个可怕的秦城监狱，心里怕怕的。当然像他这样去就不行了，去了也只能成为共产党的一颗统战棋子而已。我说要去，就是要壮起胆子，挺起胸脯，走到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大陆去，走到自己祖国的大陆去，走到我祖国的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去，讲一个从中国的民主台湾来的人应该讲的话，做一个从中国民主台湾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就这么去就行了。他们奈何不了你的，是不是这样？
第四，千万不要“助专制为虐”，对于直到今天还要坚持专制统治、绝不进行民主变革的中共，我们来自台湾的朋友，至少不要去帮他，切不要像连战先生那样，去帮助大陆的专制、去损害台湾的民主。
第五，想想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大中华民国的一员，你们对大陆人民的任何声援和支持，都是为了要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大中华民国。你只要这样想，你就不会拿着几个小钱，今天勾搭这个，明天唆使那个，去做一些对我们中国大陆民主追求进步背道而驰的坏事情，一些令人心痛的事情了。
怎么去？我想就这样去。台湾朋友要从台北向北京走，我们大陆人民也要从各地向北京走，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扛着民主的旗帜，扛着孙中山的旗帜，扛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旗帜，我们就一定能走得通，一定能走得成，对不对？
谢谢。
八、台湾国民党的“四种病”
问：刚才第一位先生的问题，我对您的回答印象很深刻，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走在什么样的统一的路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国民党的连战到中国去朝拜，还有一个说法，说有可能要让连战做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到的趋势是，不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往辛亥革命或者是您所说的道路上去统一，而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更大，甚至现在台湾的选举，台湾的很多媒体正在被共产党渗透，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您有什么办法或建议？很多人对这种局势感到很无奈，怎么样才能实现您所说的大家统一到辛亥革命的道路上去？
辛：我在上周的讲演当中，曾经讲过这个问题，我今天再更加简洁地、直截了当地说一说我的看法。本来存在的一条共同的道路——辛亥革命的道路、三民主义的道路、孙中山的道路，可这个国家不幸在苏联的挑唆、命令、扶持和指挥下，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以出卖自己民族根本利益所建立的所谓国中之国。历史我今天就不想谈它了，我想说的是，国民党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廖仲恺的幼稚病，就有过汪精卫的权利病。廖仲恺因为要争取俄援，一切听俄国指挥，然后用俄国的力量、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压迫本党，让自己的党在方向和路线上迷失了方向，那是1923年到1925年的事。紧接着在他后面又有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汪精卫，实际上，他明白国共两党的两个主义、两个革命、两个阵营是不能够混合在一起的，他说过这句话，那天讲演我提到了。他说：这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像孙悟空钻到猪八戒的肚子里打拳头，这猪八戒怎么受得了啊？他很明白，可是他为了窃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他在苏俄顾问鲍罗庭和苏俄政府的指挥下压迫本党，甚至迫害本党的同志，使中国的国民革命，使中国国民党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严重的扭曲，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两个历史的现象。提到今天的国民党，我说客气一点，就是伤感哪；我要说重一点的话，则是令人很痛苦。廖仲恺的幼稚病在今天的台湾国民党里是处处都在，上下都在。共产党好“怕怕”的啊——你看台湾朋友讲起话来都是这样的；说大陆什么都好，“天也好，地也好，水也好，山也好，姑娘也好，共产党最好”；中国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共产党……。这是国民党的一位前中央候补委员在纽约亲口对我说的，甚至有人说，台湾应该取消军队，因为台湾需要和中国统一的，台湾还要军队干什么呢？他忘记了，在全中国的范围里，台湾的军队是在保卫台湾一省的民主啊，台湾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它不是党军啊，这是中国诺大的一块地盘上唯一的一支国民革命军，国军，政府军，不属于任何党和个人的，你说台湾朋友已经“幼稚”到什么程度了。此其一。
其二，权力病。国民党和民进党争政权，政党轮替，这很正常，在民主社会里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随着政党轮替的一次一次的重现，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修养，台湾人民的眼光，台湾人民选举的技巧和能力，也就越来越臻于成熟了。可是，如果在台湾有一个党，说白了，就是国民党吧，却想争取大陆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势力，在民主的台湾争权夺利，大家说这是什么性质啊？让一家专制势力，来帮助一家民主势力竞选，来打击另外一个民主势力，你们说这叫什么?与理不通啊，这叫权利病嘛。为了权利，不要思想，不要路线，不要界限，甚至连台湾的前途都不要了，大中华民国变成了小中华民国，大中国国民党，变成了小中国国民党，小中国国民党变成了台湾国民党，台湾国民党变成了中共在台湾进行统战的对象或收买的对象。
其三，它不仅有廖先生的幼稚病和汪精卫的权力病，它还有什么，它还有一个利益病，它跟共产党现在是“共利益”啊！国民党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中高层的朋友，特别是担负著对外有谈判使命的朋友们，他们不是自己就是儿子，在大陆买房子置地产，当然他们就不希望共产党出问题啊，不希望共产党的大陆天下大乱啊，因为他跟共产党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了。就象我和这位女士两个人共同买了一栋房子，我当然不希望她会倒霉，她倒霉我不也倒霉吗？她没了房子，我不也没了房子吗？这是利益病啊！全世界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表现的很不好的资本家们，比如那个被台湾社会认为是“台湾之耻”的资本家，他们正在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勾结起来，鱼肉我们的大陆人民。这种利益病，让大陆人民深恨啊。所以大家稍稍看一点报纸，了解一点大陆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大陆人民对台商，对那些给了他饭碗，让他有了就业机会的台商，感情很不好啊，甚至出现了许许多多对他们不好的行为。所以，台湾国民党目前的这种选择恰恰是背离了辛亥革命的道路的。台湾国民党今天的选择，更是从三民主义蜕化到了“二民主义”，因为他们现在嘴巴里所讲的只是“自由、民主、均富”，自由和民主加起来就是民权，那么，民族主义呢？他们悄悄地把民族主义甩掉了！孙先生讲的三民主义，可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啊。民族主义不要了，要的却是大陆的利益和中共的专制权势，这样的国民党还是原来的那个中国国民党吗？连战先生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富商集团的奖，居然发表言论，说“这个奖应该颁给胡锦涛先生”，台湾前民主政党的主席，前中华民国的副总统，竟要把这个奖，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所颁发的奖，颁发给一个专制政权的领袖，岂不是成了笑话吗？刚才这位女士说了，最近香港的一家杂志，美国的一家中华民国背景的中文大报，都报导说，2013年中国有可能请连战先生当国家副主席，哇，我一听都两眼一抹黑啊，我为谁黑啊？我为连先生黑啊！你糊涂到什么程度啦？你就到大陆去看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看看那些人吧，那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啊！你糊涂啊，你为了一己的利益，能够置台湾的民主前途于不顾，甚至于“助共为虐”，去阻滞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的万难追求，你不仅抛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你成了我们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的又一个绊脚石，并且这块绊脚石还是来自和平、民主、兴旺的台湾，来自台湾的民主政党国民党，你叫大陆人民怎么看啊？大陆人民这么多年，总是“东望东海无硝烟，南望王师又一年”啊！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说的话呀！然而，“王师”呢，“王师”到哪里去了？王师怎么还不回来？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王师回来了，回到哪儿去了？回到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红地毯上，去和共产党一起“三温暖”去了…….是这样吧？可悲！我知道，两三年来，国民党也特别不希望我这种人说话，但是，我这个人这辈子反正是无党无派，除掉“中共少先队员”这一桩“历史问题”以外，我没有参加过共青团，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也就不在乎。不在乎在哪里？不在乎批判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如果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国民党，大陆人民可以不把担子担在你身上；你只要保住中华民国的民主的台湾，就算是你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和责任；你只要保住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着，人民，我们大陆人民终于有一天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条大道通青天，管你共产党国民党，人民才是决定这个历史未来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希望台湾的国民党，甚至于希望以连战为首的国民党上层投共势力，看清楚你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们正欣逢著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历史性政治变革，这场变革如果你们参加了，并从正面推动了他，你们不仅能够回到祖国的大陆，你们将是未来祖国因为历经坎坷而宝有经验的民主力量，将会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过渡，贡献你们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反过来，如果你们今天想到的，只是嫁接北京的专制势力，以便你们在台湾的民主竞选中争权；或者你们想到的，只是你们个人和你们那个党在大陆的利益，那个正在被共产党保护着、扩张著、发展着，统战着的利益，那么你就一定会被大陆人民所看穿，所反对，所抛弃。你们原来拥有的辉煌前景将不复存在。几乎在四年前，我讲错了，是两年多前，民进党觊觎台独，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已经有了成熟政治修养的台湾人民，拥有了民主精神的台湾人民，就是用手中的选票把昔日要求台独的民进党选下去了。我相信，台湾人民现在已经更加富有民主选举的经验和民主的眼光了，如果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当此之际，就是当中国大陆人民的巨大民主变革就要来临之时，还有人、有势力仍然执意亲共投共，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甚至“助共为虐”以阻挡我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进程的追求，我相信2300万台湾人民一样会把你选下去。我并不指望看到这一天，我更不希望看到这一天，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做中国人，做中国的国民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全中国。谢谢。
辛灏年先生在纽约425法轮功集会上发言
九、辛灏年的宗教信仰
问：辛灏年先生您好，你刚才最后一句讲，人在做，天在看，那我问你一句话，你有宗教信仰吗？如果有宗教信仰，你是哪种宗教信仰，信奉哪一个宗教？
辛：你问得“干脆明了直截了当”，我也要干脆明了直截了当地回答你。我真的还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信“自由”，信“平等”。我知道，当我有一天在我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自由和平等的时候，什么信仰对于我来说都是可以选择的了，我等著这一天，我等着我回到祖国能够自由的拥有自身信仰的那一天，让这一天早一点来吧。
十、辛灏年与法轮功的关系
问：请问你如何看待法轮功？你和法轮功团体的关系是怎样的？
辛：真是你怕什么他就提什么啊。其实我不怕，因为对一个坦诚的人来说，有什么可怕的呢？说错了还可以批评嘛，对吧？好，多少年来，真的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机会回答，但今天是做客《看中国》，又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场，我愿意回答。
我和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我首先想说的，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练过法轮功，还没有信过他们的“法轮大法”，我还是一个“大常人”。就像法轮功那些姐妹和朋友笑话我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跟法轮功当然是“没有关系”。
但是，辛灏年是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所以，我也要说是我与法轮功的普通学员们，还是“有些关系”。有什么关系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因为我觉得还是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因为说事实，就是要“不掩饰、不张扬、不夸大、不缩小”。
大约是1999年的秋季，美国之音找我采访，问我说：“我们想请你谈一谈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反问道：“法轮功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啊。因为我94年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95年被哥大请到美国，然后就在纽约专心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对外面的事情所知甚少。所以我就明确地告诉他，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就不能接受你这个采访。我就这样拒绝了他们的采访。因为一个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也不要乱讲的，你讲也讲不对、讲不准嘛。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
第二次听到法轮功，是我的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是我的读者，想跟你谈一谈这本书的问题。我说“可以啊，你只要有批评，我都会认真思考，对的我都接受”。当晚，就在我们家旁边的一家爱尔兰小酒馆，我便与这个“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汉坐在一起，各人手中拿着一杯爱尔兰啤酒，边喝边聊。当时还有民运的两个朋友，也都是彪形大汉，他们是不放心我，就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看着我们，听我谈。我心里自然很感激。
可是，你们知道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法轮功是邪教”。我当时一愣。但是我马上就将美国之音曾采访我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藉以说明我并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然后我便单刀直入地反问他说：“今天你跟我一见面，就说法轮功是邪教，那么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共产党更邪呢？”没想到，我单凭这句话就把他的嘴巴给堵住了。于是，他只好换了别的话题，因与法轮功无关，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有人第二次跟我提到法轮功，我明白了，“共产党痛恨法轮功”。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不就是在中南海大门前面围着坐了一天么，那不是人民的权利么？凭什么你就这么恨它，就要残酷镇压他们？我当时的思想就这么简单，并没有更高的思想，而我对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更多的了解。
第三次，有一天，我应邀到美国南方去讲演，去机场接我的，不是那个地方的侨领和教授，而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对我说，他们是帮邀请方来接机的，并说先要带我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当时我也很奇怪，因为冒名来接我飞机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这两个年轻人一见面就挺信任的，于是我就上了他们的车，让他们带着我走了。我当时对他们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很有修养”，看那样子，不是读博士的，就是读硕士的。未想，他们带我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一眼望去绿草茵茵，还有大约有两千来个人坐在那里练功。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练法轮功了。然后他们就请我讲几句话。我说你们叫我讲什么？你们到底是谁？他们跟我讲，他们是法轮功，在这里开法会，他们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练功，大家都希望你能给学员说几句，所以我们征得同意后，就去机场接你了。我就笑了，说，那好，那你们就让台湾来的教授先讲。他讲完了我再讲。因为他们告诉我，台湾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教授，也要讲话的。于是，台湾那个教授先讲完了，我就上去讲了大概顶多五分钟的话。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就是：“我只想说，我和你们同命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大陆没有信仰的自由，我在大陆没有思想的自由；你们在大陆没有练功的自由，我在大陆没有写作的自由。”我还说了：“世界上还有比同命运更重要的吗？”我因为对法轮功的其他情形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就嘎然而止了。没想到，盘腿坐在地上的大约两千多法轮功学员，竟然给了我一阵又一阵海浪般的掌声，我心里又高兴又惭愧，还有点说不清的感觉，真的，我说不清。这就是我第三次触及法轮功，也是第一次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当然，我很感慨。这以后我就开始认识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各国，甚至于包括澳大利亚。
我这个人，生性跟权力和地位没有关系，所以，直到现在我跟法轮功里面的上层人士和著名人士（这是一个“常人”的说法），不仅认识不多，而且从无任何交往，但是，我跟海内外许多“最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说感情也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年里，他们为了在国内宣传我写的那本书，传播我的讲演，有些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地，甚至一家一家地被抓了。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三口，在石家庄河北省高级法院法庭上被审判的时候，检察院拿出的罪证，就是他们收藏、刻印和传播我的讲演，并且当场播映了这一“罪证”。我不是听法轮功学员讲的，而是国内的朋友告诉我的，因为他在场。而且我在海外还不能为他们说话，我一说话，他们可能就不止被判五年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才敢公开讲出来。你说，我能对这样的法轮功朋友没有感情吗？
今年10月底，我赴英国讲演，有一位刚从国内出来的法轮功女学员曾主动去伦敦唐人街散发我讲演的广告，因“有人点水”，第二天竟然被警当场逮捕，还被带到警察局脱光检查，受尽侮辱，你说我能不被他感动、不为她感到委屈吗？
前年，我去纽约法拉盛一家诊所做例行检查，在地铁里车厢里，前后竟然有五个人把我认出来了，有人还在我面前把我的讲演成段地背给我听，我都傻了。我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刚从国内逃出来的。这五个人当中就有三个是法轮功学员。我当然很感动。为此，我还想办法把他们找到，请他们吃了顿饭，为什么？友谊嘛！
这几年，我都在埋头写书，因为年纪也大了，很累，讲演的邀请我都拒绝了，也不应邀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一生最引以为安慰的，就是能够做到“自甘寂寞”，因为，人不能自甘寂寞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面。可是，因为确实找我的人挺多，各地都有，所以，我就说我生病，身体不好，藉以推托。我想，托尔斯泰为了写作，就说自己生病不见人；巴尔扎克为了写作，甚至对外说他已经死了。那我也是为了写作，不得已也可以仿效一下嘛。可我没有想到，关于我生病的消息，居然就有人在国内蓄意传播，说我得了重病、得了大病、就快不行了……。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给我写信，说听到我生病的消息，而且病的很重，他们好难过，还流眼泪，所以要我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人甚至说恨不得飞到美国来照顾我，并且说，“辛先生，你一定要练功啊！”虽然我至今也没有练过任何气功，但是，他们的话却是充满了友谊和感情的。你说，如果我真是一个病人的话，这些信说不定能让我好了三四分了是不是？或者至少也会让一个病人感到安慰和愉快是不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在关心着你嘛！
我在海外待了这么多年了，法轮功在海外活动大概也有十年、十一年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法轮功的媒体也办了很多年了。我和澳大利亚法轮功的Shirley等朋友，和“新唐人”的林丹、阿彪等朋友，和芝加哥那个长得活脱像鲁智深的小林等朋友，和英国的李桂华、夏泽等许多法轮功朋友，大家不仅都处得很好，而且我都能够跟他们说真话，说直话，说跟他们不同的话。因为我有一个为人的原则，就是我可以不说话，但说话就要讲真话。比如说在座的法轮功学员Grace大姐，和我认识很多年了，这一次她是专程从墨尔本飞来参加这个会的。可见我们的友谊了。但多年前，她第一次到纽约来看我的时候，在饭桌上，我就跟Grace大姐讲，你们决定做媒体这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要警惕，“要成于媒体而不能毁于媒体”。大姐你还记得我这一句话吗？我还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新唐人的林女士，澳洲的Shirley，英国的李博士，美国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和法国的法轮功学员朋友们，见面就讲真话，而且一再地、甚至是多次地说：“要记好我一句话，就是绝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不要让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来毁你们。”这就是我辛灏年背后和很多法轮功学员说过的的话，有时候我甚至会说得很生气。可是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都很有修养，不和我吵架，不和我争论，只是默默地听着；有的时候也会对我说，“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我说“那也是”；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说，“辛老师，我们觉得你的话是对的，我们就会听”。我对他们说过的直话实在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地去说了。今天在坐的，大多数都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想你们对我的话会有同感。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我这个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就和海内海外的很多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有了交情。当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开始认识我自己，认识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到底哪些是对的，那些并不对。后来，我曾对自己和对许多非法轮功的朋友说过，我们在看待法轮功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想到，“这就是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要理解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因为中共的打压和迫害，而走向了与我们中国大陆人民一起共同争取信仰自由，争取结社自由的道路，难道这错了吗？这没有错。做得好或不好，做得有多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从根本上来说，追求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恰恰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我在这里想套用孙先生的一句话，“民主不只是一个概念，不只是一句口号，民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要我说，“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种应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那些想拥有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的人所愿意选择的一种那个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说：“什么是美？美就是生活，是你所愿意过的那样一种生活。”法轮功学员愿意拥有自己的信仰，愿意去拥有自己的社团，因为这是他们所“愿意去过的那样一种生活”。难道错了吗？这可是自由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拥有的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追求，我们有什么权力去否定它？
我这人生性有个毛病，就是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自己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名气很响的人，不大买账。我跟国内的一些朋友通电话——我这些朋友呢，都是知识份子，但都是最普通的一些知识份子，诸如教师、医生、职员等等。我常常能从他们身上得到许多思想和智慧的启发；可是我也从和他们的交往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样都有很多知识份子的传统偏见，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这个群体。比如说，有一个同学跟我通电话时就很反感的口气对我说，“唉，尔品，听说海外法轮功的媒体上经常有你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说是听从美国回去的一个老同学说的。据说也是我的一个老校友，现在还是一个大学教数学，还搞过民运。我一听就笑了，我说他不看法轮功的媒体，怎么知道法轮功的媒体上有我呢？他如果也拒绝看法轮功的媒体，那他怎么知道法轮功媒体上的辛灏年就是高尔品呢？我的原名叫高尔品。这说明他讲的不是真话，此其一。其二，他跟我说，“你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法轮功不就是太平天国吗？”我就笑着回答他说：“要是早几年呢，我可能完全赞同，我现在恐怕有点不大赞同了。你问为什么，我说太平天国是在洋教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听众插话：邪教）。不，也不能说是邪教，而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宗教团体，但是它以宗教为基础，只是这个宗教不是中国的，不是中华的，是西方的，它比共产党好在于它不隶属于一个国际教廷，共产党是要服从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教廷”的。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是独立的，虽然是由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创建的一个支派。它跟法轮功不一样，是因为法轮功是在我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呀。我们只有权力去帮助他，维护他，让他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我们没有权力凭空地去破坏他和反对他。因为我们理应信奉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不应该反对他们所愿意过的那种生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他们没有去干扰、破坏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去干涉和破坏他。我在多伦多新唐人的杨先生采访我时说过：“法轮功如果做的事都是危害社会的，第一，他自己发展不了；第二，人民和社会也很难容忍他；第三，他没有这样做啊，你干嘛要镇压他，非把他逼反了不可？是你共产党太愚蠢，太黑暗，你要把一个在人心道德被搅乱破坏到无以复加地步的社会里，将一个要宣传“真、善、忍”做人观念的团体彻底地镇压下去，甚至消灭掉，硬要把他逼成一股反共的社会力量，难道你还是对的吗？你不对啊！所以我就跟我这个同学讲：我想告诉你，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未来还遥远得很。基督教今天确实已经是个成熟的宗教，但是它三百年才具有规模，以后的一千年干够了坏事，直到十五世纪以后，才越来越成为一个正面的宗教团体。今天它已经不会胡作非为了，它已经成了民主社会的一个健康的信仰力量。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力对在我们自己祖国本土上刚刚诞生的一个信仰团体，或曰宗教团体，一开始就横著批评，竖着谩骂，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人家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拿自己传统的知识份子的偏见，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偏见，先给人家把帽子戴上。因为，你要看一看，在他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究竟是怎么做的，他做的哪些事是正确的，对民族是有好处的了；哪些事是做得不对、做得不好的。然后再决定支援或是反对。比如说，讲真相就是对的，因为共产党讲假话；共产党绝不给我们中国人民信仰自由，他们拼命地追求信仰自由，当然也是对的。
朋友们，我也在逐步地认识着他们，了解着他们，我也希望我的很多朋友们，和我一起去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不要简单地像我国内一些朋友所说的那样，轻易地就把人家给否定了。我这样说，当然就有人说我跟法轮功“划不清界限”，那我倒想问一问，我怎样做，才叫做“划清界限”，如果你说不清，又不能教导我如何划清界限，那么我现在就想反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首先跟共产党划清界限啊？为什么你跟共产党都划不清界限，却要我来跟法轮功划清界限，这不是笑话吗？因为，共产党比法轮功总要“坏多了”吧！（一笑）我对法轮功的态度，就是“做得好，就支持，就一道去奋斗；做的不好就批评，就帮助，就反对。”一切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大陆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出发。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我不管你说什么，你们的功法也罢，你们的大法也罢，还有你们怎么解释，我都没有权利去管和问，因为你有创法的权力，你有“释法”的权力，你有选择你所愿意过的那样一种生活的权力，不容他人置喙。至于我自己，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信法轮功，或者是去拥有另外一种信仰。因为我的信仰的自由权利自幼就被共产党破坏了，因为我自年轻时候起，就从被神化的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对共产党的“造神运动”充满了嫌恶，所以我才会说，是共产党破坏了我与生俱来的、对于信仰自由的那种追求和兴致，所以我今天还没有信仰，这不是我之过，是共产党之罪。但是我也还说一句话，我们追求的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他们的重心就在“自由”两个字，我有信仰，这是我的自由；我不信仰或无信仰，这也是我的自由。所以，有信仰者千万不要对不信仰或无信仰的人说，你不信仰，你就是共产党的“无神论”，你就一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我们就应该反对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同样是不允许别人拥有“信与不信”的自由。对此，希望有信仰的朋友们切记切记。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旗帜下，我们才能够选择自己的信仰，或选择不信仰，无信仰。所以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说，你信不信法轮功，我不管；我信不信，你也管不著。我们今天只做一件事，为了信仰自由，为了结社自由，能够在我们祖国的大陆真正实现，那么我们至少就应该在在那个“讲真相”的层面上，与法轮功的广大学员们，做同道，做战友，是不是？
听众集体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