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男性相比，女性无疑是温柔和同情心的象征。但希特勒对德国女性的蛊惑，却使她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恶魔；而毛泽东对年青一代的唆使，则把一大批女学生“教导”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历史表明，纳粹和共产党同是毒害女性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脑，她们也会象一些男人一样成为凶横残暴的冷血动物，无知地行恶。——题记
1945年9月17日，人称纳粹“头号美女军官”的伊尔玛‧格蕾泽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死时才22岁。
在留存下来的伊尔玛‧格蕾泽的照片中，有一张半身像尤为引人瞩目。照片上的这位妙龄女郎身穿军服，皮肤白皙，鼻梁高挑，金发浓密，眼波荡漾，特别是那一脸迷人的微笑，让人为之倾倒。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典型的德国美女却是个人面兽心、十恶不赦的女魔头。当年，成百上千的犹太女囚就死在她的手里。
伊尔玛‧格蕾泽生于1923年，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徒。她原本学的是护士专业，后来却选择了集中营女看守的行当。凭着虐待、折磨、杀害犹太女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十八、九岁时她就获得了令众多女看守羡慕不已的铁十字勋章，在20岁之前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掌管着3万女俘的生杀大权。
在互动百科有关伊尔玛‧格蕾泽的词条中，记载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真实故事。
那是1943年4月5日的清晨，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处在大片浓雾的笼照之下。一辆满载着战俘和囚犯的卡车，沿途穿过雾气和重重关卡，停在了集中营的大铁门前。“新到的囚犯！”司机喊到。随后，那扇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卡车驶进去后，大铁门随即“哐铛”一声再次关闭。上午8点整，所有的囚犯都从车上被带了下来，站在集中营的院子里。这个院子很大，地上有绿草和野花，四周均是6米的高墙，上面布满电网和铁丝网，高墙的四角各有一个塔楼。院子对面是栋高大的波兰式建筑，看上去像办公楼。它的旁边是一所低矮的白砖建筑。囚犯们刚从车上下来，立即被一群德国士兵团团围住。一个穿着褐色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军官朝他们走来，他用标准的波兰话对囚犯说话，意思是让他们进到大楼里接受身体检查。随后，囚犯们在士兵的押解下进了大楼。囚犯里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汤姆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来自英国，他爸爸是英国人，他妈妈却是个犹太人，他们一家本来住在英国，后来他爸爸去波兰作生意，他和妈妈也来到了波兰。随后，他们被盖世太保盯上，妈妈惨遭杀害，他和爸爸也被抓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同被抓去的还有他在波兰的叔叔。他也在人群中。上午10点半，一些囚犯再次站到了院子里，一些则被带进了位于大楼旁边的低矮建筑里。汤姆和爸爸、叔叔则被带到了大楼一间非常大的屋子里，纳粹军官说要对有家庭的犯人进行再审核。在那里，他们看到十来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囚犯跪在地上，几名身穿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女看守正用皮鞭抽打着他们。皮鞭落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形成一道道血痕。有几个女犯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囚犯经不住抽打，被打得躺在地上，那几名纳粹女看守就用皮靴在这些人身上来回地碾踩，直到犯人中有几个断了气，她们才作罢。爸爸不想让汤姆看到这种血腥的场面，他捂住了孩子的眼睛。这时，一名同样穿着褐色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女军官朝他们走来。她看上去相当的年轻，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少女，最多不超过20岁。
她对站在旁边的士兵说：“经过审核，这两个可以离开这里了。不过这个男孩有犹太血统，不可以让他走。”她说这话时面无表情。汤姆的爸爸刚想说话，就听女军官大声对士兵喊道：“把这两个男人带到卡车上去，把孩子带到我面前！”汤姆的爸爸和叔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4个纳粹士兵推着往门外走，同时他们看到一个纳粹士兵把已经吓得哆哆嗦嗦的汤姆拖到女军官面前。
女军官先命令士兵将男孩捆起来，然后她将男孩踢倒，随后，便一脚接一脚地踢在男孩的胸上、背上、头上，男孩瞬间头破血流。女军官金属跟的靴子沉重地踹在他身体的每个致命部位，直到男孩再没有站起来的力气，扒在地上呻吟。女军官走过去，再次用皮靴的靴尖狠狠地踢男孩的头。当她发现奄奄一息的男孩竟然还没死时，就用靴子又踩住男孩的脖子用力地碾踩，直到踩得那男孩的舌头都从嘴里伸出来了为止。男孩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整个踩踏过程中，孩子的惨叫声，以及女军官那自始至终平静无任何表情的脸孔，都给汤姆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噩梦。
这个将犹太男孩汤姆活活踢死的纳粹女军官不是别人，就是伊尔玛‧格蕾泽。汤姆的父亲后来侥幸活了下来，1945年审判纳粹时，他成了重要的证人，上面这段故事就是他讲述的。
伊尔玛‧格蕾泽的暴行绝非仅止于此！据幸存受害者回忆，这个女纳粹就不把犹太人当人，最多时一天曾杀死过30名犹太人。在她任过职的三个集中营，俊俏的女子会被她害死，长相一般但拥有一双丰满乳房的囚犯也会被她毁掉。她甚至亲自动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烂。她一旦发现某个女囚有怀孕的迹象，马上就会打发她进毒气室，有时还要朝孕妇的腹部一阵猛踢，直到把她踢得流产或者折磨死。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个子不高的她喜欢穿着土黄色的纳粹军装在集中营里走来走去，看到哪个囚徒不顺眼，她就会手起枪落结束那个人的性命。因此每当听到她的皮鞋声响时，每个囚犯都是胆颤心惊，尽量把头低得不能再低。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类似伊尔玛‧格蕾泽这样心狠手辣的女纳粹绝非个别。当时大约有230多万名德国妇女曾加入纳粹党及其所属的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数万多名中青年妇女穿上了党卫军制服，六千多名女青年充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曾经抡起皮鞭和棍子对无辜的犹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们赶进毒气室。数以百计的德国、奥地利女护士，直接投身于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的T—4行动，把注射器、灌肠器变成杀害重病人的凶器。还有近百名凶悍的德国、奥地利少女，直接开枪杀害无辜的犹太居民，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
正如历史学家凯萨琳‧科姆佩斯在其所著《女性作恶者：纳粹制度下的女人们》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女人同男人一样残酷无情，她们不仅充当了大屠杀的帮凶，有的集中营里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还凶残。二战期间，约3,200名妇女效力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中一人名叫卡琳‧马格努森，她1908年生于不莱梅，是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马格努森因其所从事的高尚职业受人尊敬，但在纳粹时代，她变得异常残忍，竟然用约瑟夫‧门格尔（绰号为“死亡天使”的纳粹军医）从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活人身上取下的眼球进行人体虹膜的染色实验。
通过分析历史资料，科姆佩斯还发现，一旦涉及到镇压民众对政府的反抗，女人同男人一样盲目狂热。大多数向希特勒政权报告反纳粹活动的人都是女性。她们还向盖世太保告发行踪可疑的邻居、犹太人以及纳粹政权的其他敌人，告发的比率是男性的3倍。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发现的盖世太保遗留下的文件中写道：“女性通过告发丈夫是间谍、共产党或反纳粹分子，来改变家庭权利平衡。”
女纳粹固然是希特勒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在共产党国家，类似这样的女打手女恶魔也大有人在。所不同者，女纳粹信奉的是纳粹主义，残害的是犹太人，而后者追求的则是共产主义，折磨的是“阶级敌人”。文革中那些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不就是中国版的伊尔玛‧格蕾泽吗！
当年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就是被这些“革命小将”活活打死的。
北师大女附中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文革前的北师大女附中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在这里就学，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官子女占了一半。文革前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便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获毛泽东“赞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除攻击北京大学负责人之外，还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学生也在校内贴出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并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紧接着，按照官方的统一部署，北师大女附中开始停课搞文革，校园里贴满了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师的大字报。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
“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在这一系列最高指示的蛊惑下，文革的火焰在这所校园里越烧越旺。1966年7月31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很快，更大的厄运就降临到了卞仲耘等人的身上。
作家林莽是当年亲见卞仲耘被殴致死的现场目击人。他在《目击卞仲耘校长殉难》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８月５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干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从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卞仲耘的死只是一个开端，在随后掀起的席卷全国的文革造反狂潮中，不知又有多少女红卫兵成了高喊革命口号的打人凶手，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她们的手中。而类似这样的“女革命者”，在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又何止成千上万？！
与男性相比，女性无疑是温柔和同情心的象征。但希特勒对德国女性的蛊惑，却使她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恶魔；而毛泽东对年青一代的唆使，则把一大批女学生“教导”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打手。历史表明，纳粹和共产党乃是毒害女性的不折不扣的最大教唆犯。一旦被其洗脑，她们也会像一些男人一样成为兽性大发的冷血动物，肆虐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