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阳八九民运人士李旺阳在病房吊死的命案,掀起轩然大波,要求彻查死因、追究责任的呼声响亮。本港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皆促请中国当局进一步调查事件,公布真相,以息民愤,还死者及其亲友一个公道。
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李旺阳在狱中度过长达二十一年的黑暗岁月,屡遭酷刑,至去年出狱时,经已失明、失聪,身体衰弱不堪;但他在六四前夕,接受香港一家电视台访问时,仍力主“平反六四”,表现出坚强斗志。可几天之后,他的家人突然被告知其死讯,当地警方说是自杀。
种种迹象显示,李旺阳自杀之说疑点重重,无论从轻生动机、现场环境、死状遗容,乃至一个六十二岁既盲且聋兼不便于行的老人,如何可在受监控的医院中独力上吊,均令人难以置信,是故,怀疑李旺阳“被自杀”并非空穴来风。
倘若李旺阳真的因为六四前成功摆脱监控接受了媒体访问而激怒有关方面,导致其意外或蓄意地“被自杀”,那就是政治虐杀或暗杀,案情非同小可,中央绝对有必要介入调查,追究刑责;否则,中国将要赔上法治形象损毁殆尽的沉重代价。
当前,当局必须严查事发经过,剖尸检验死因;必须立即解除对李旺阳的亲属和友人的监控;必须让邵阳以外具公信力的独立机构了解调查过程,以可获得令人信服的公布。
中国官方只有不再避讳丑事憾事,面对突发性危机和质疑时实事求是,并强化自己的公信力建设,才有可能免令李旺阳事件的恶劣影响继续扩大,挽回民众对政府仅存的少许信心和希冀。
从刚告一段落的陈光诚事件,到如今仍在发酵的李旺阳案,清楚揭示出中国推行维稳政策的诸多弊端,地方官员胡作妄为所造成的天怒人怨,当局有必要深刻检讨维稳之道,改弦易辙,以利国惠民。
维稳是中国目前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来根据官方说法,维稳应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南辕北辙,不少地方官员在维稳的招牌背后,以高压对付民间的不满与诉求,其中包括千方百计地堵截和拘押欲投诉官员不当行为的上访者,反令社会矛盾激化。
尤有甚者,由于维稳被视为官员政绩考察的指标之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一些地方官员竟然不择手段、漠视法纪,以无法无天的举措,达到“维稳”的目标。
陈光诚以非戴罪公民之身,被长时期软禁,逃出掌控之后,美国大使馆竟为唯一安全之所。李旺阳在狱中遭非法虐待,出狱后仍受监控与精神折磨,最终不明不白地枉死。还有他们的家人、友人、同道人,皆受到不合法、不合理的对待。这些都并非偶然,而是违法维稳的必然结果。
还有,今年内地的维稳开支,已突破七千亿元人民币,较国防开支预算还要高出三百多亿。这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有多少是枉花了,有多少是反为用于制造社会不稳了,实在值得深思。例如对付陈光诚的维稳费,据称就高达五千万元,这笔账怎么算?于国于民是福是祸,不言而喻了。
维稳与维权,本该相辅相成。因为只要民众合理合法的权益和人权得到保障与维护,社会自能稳定和谐。可在中国内地,偏偏却是维稳与维权仿如水火不容,互相对立,生死相搏,这种畸形的政治社会生态如果不能改变,国家又怎能正常安稳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