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1月30日讯】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开始在知识份子中推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共建政之后首次开展的“党文化”洗脑运动，而且是与“三反”、“五反”、“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等恐怖活动同时进行的，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中国知识份子脊梁被摧毁于这次运动中，而后57年的“反右”仅仅是中国知识阶层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在中共的历史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党文化”建立影响最大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1951年的“思想改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而1951年的“整风学习”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倾国家之力对民族文化的破坏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而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发动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中共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背景
从1949到1951年初，中共政权对文化界的思想改造一开始采取的是较为谨慎的措施，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断然采取了强硬手段，开始了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
对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与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改杀地主、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是同步进行的，其用意十分明显。中共在土改运动中斗争了地主；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斗争了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在抗美援朝中，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在三反、五反中斗争了工商界资本家。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在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
此时，毛泽东认为对知识份子的改造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951年11月26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所谓的“迁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以及文艺界“脱离政治”等现状，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从而使文艺成为严肃的战斗武器。
这次对知识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完全出自于中共对中国知识份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恐惧。毛早在1942年2月1日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就说：“没有革命知识份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份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份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思想改造”运动是延安整风的延续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改造是一步一步地来，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1951年5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并进而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表现的清朝末年乞丐武训终生以行乞而兴办义学，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黎民百姓的爱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教育、看重知识份子的典范。显然对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武训传》的批判完全出自于毛对知识份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恐惧。
《武训传》批判运动结束后，中共又趁热打铁，在全国文艺界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并指定了洗脑的文件，如毛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信、苏共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及日丹诺夫的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等。
显然，这次的整风学习运动完全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均来自于延安整风。因此这次对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重演一遍而已。
中共的这次“思想改造”包括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也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作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要知识份子揭开自己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延安整风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份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四是改造，逼迫知识份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总结，要知识份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毛泽东文艺思想”亦即“党文化”的确立
通过这些系统洗脑以达到彻底颠覆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通过自我解剖和互相揭发，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逐步在头脑中建立一套“党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语言系统。而且这种洗脑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通过这些系统洗脑以达到彻底颠覆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通过自我解剖和互相揭发，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逐步在头脑中建立一套“党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语言系统。
正如学者黄平在《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份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一文中所说，思想改造运动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通过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的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份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
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份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份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
学者刘青峰也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份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分析认为，中国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是道德勇气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
通过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打垮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刘再复在《历史角色的变形：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所说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份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份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了政治服务的工具。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亦即士大夫阶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承载者，历朝历代均如此，其代表人物数不胜数。就是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满清末期改良和变法运动、北洋军阀时期的护法运动、甚至面对日本人的入侵都能表现出大义凌然、宁死不屈的民族气概，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和教育家更是俯首皆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长期以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写照。
然而，在中共全面、系统的思想改造之下，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居然彻底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
对此怪异现象，早已认清中共并跟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一代国学大师胡适先生曾这样分析：“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学者谢泳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影响》一文中表示，中国知识份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文革”当中，知识份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