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03日讯】我敢断言，大学生生活对各国、各民族的年青人来说都是一段值得向往和留恋的时光，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也不例外。
工科学校的学生一个个比较死心样，大多是不开窍的榆木脑袋，这倒不是作贱他们，而是为了今后工作的需要，必须从一开始就接受严格、精细、一丝不苟对待每一件工作的教育和熏陶。他们会比较自觉地遵守各种标准、规范和制度条例，因为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即使是稍有马虎也会加工出废品、造成事故、闯下大祸。其实这样的学生是最听话、最好管理的，甚至在工程数据计算时连一个经验公式都不愿意违背的，他们会去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吗？多虑了吧。
工科学生就是这样一板一眼地要求着自己，既没有文科学生那种“啊太阳！啊月亮！”的诗潮澎湃，也没有艺术院校学生那种突发的灵感和激情。搞技术工作就得严格得近于苛求了，难怪乎有些人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了官甚至担任了要职，大多也不会去附和什么“15年超英赶美”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啦！
北京工业学院是搞国防工业的，和北京航空学院被称为姐妹学校，都是培养军工人才的。按当时的说法同学们的出身没什么大问题，报考前经原来中学政审过，是选送的，要不，你自己报了名也不会录取你（万一你是受派遣打入军工系统的特务呢？）班上还有不少从老区来的和转业的部队干部战士，上几年速成中学后升入大学的。这样的学校在57年的运动中理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的，个别学生思想、言论跑偏了，帮助帮助，教育教育就可以了。可偏偏因为我们是学国防工业的，必须从严要求，四千多师生划了四百多右派，超过师生总数的10%，是上面定量指标5%的一倍，大大超额完成了。
据说当时的魏思文院长第一批才划了77名右派，去市委向彭真一汇报挨了劾。院长本是小地主出身、“解放前”在胶东地区打游击，被捕过又坐过牢，于是为了表现表现赶紧回来补课，学生划了6%、教师划了11%，但到底是多少连抓右派的人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了。79年右派获改正时就听说有一位老兄千里迢迢来到学校要求办改正手续，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右派名单里没你啊！我没法给你改正。”这下老兄可真急了，嚷嚷道：“我这右派帽子戴了二十几年了，现在怎么又不是了呢？”你可知道按当时的政策，不是右派就不能改正，不改正就没法给你安排工作，工资、待遇一切免谈。这可叫人比当年受处分时更气急败坏！到头来还是改正办的有水平，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先在名单里给你添上，再给你办改正手续，这样可以了吧？”——这样当然可以了，原来事情就那么简单，一顶右派帽子可以使人被赶出校门、被剥夺公职，可以使人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但有时候缺了这顶帽子还真办不了事，还得争着戴上。中国的事情笑话多着呢，别样样都当真了。
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右派份子一个个蔫头搭脑，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反了党、反了社会主义？
按右派数量排序，北京大学当然是第一啦，工业学院就排到全国第二。
接下来，魏思文院长在处理右派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宣称：“我们学校是搞国防工业的，决不能留右派份子，留下一个右派就等于留下一颗定时炸弹！”
于是乎1958年3月8日我校的右派份子被仓促装上卡车分别送往不怕炸的北京市民用企业，我和一干难友来到了光华染织厂（当时叫北京市机织印染厂）接受‘保留学藉、劳动察看’处分。
按常理说魏思文院长秉承了‘阴谋加阳谋’的最高指示，动员了手下一帮‘大胆假设、不用求证’的打手，把学校的定时炸弹也清理得差不多了吧！但阶级斗争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十来年过去后“金猴奋起”的千钧棒这回却重重地打到了魏院长自己的身上。
据说文革中工业学院的两派造反组织都是反他的，那他肯定是死定了，如果是一派反、一派保，那还有活路。事有凑巧，他家修房子拆后墙发现有两把手枪、五发子弹。这在当时可绝对是大事，两派组织争先搶人、审问、报功。先抢到人的一派更是不遗余力、严刑逼供。追问有没有手枪？有几支手枪？子弹有几发？最后还要追问枪号？这真是天知道，那枪其实不是魏思文的，他住的房是进城后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原房主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49年前南逃了，枪是他藏匿的，魏思文怎么会知道呢？打死他也答不上来的。就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院长给活活打死了。
我当初听到这事时真有点幸灾乐祸，想当年你用莫须有的罪名治人，伤害了不少人，而今别人也用同样的办法对你，怎么样？这叫害人终究会害己，实不可为之。
对魏思文院长也别老是耿耿于怀了吧，我真心地愿他的灵魂安息！
2009-2-17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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