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它的生动性和典型性，使读者往往过目难忘，说的是：在嘉庆、道光两朝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晚年更是“恩遇极隆，身名俱泰”。他的一位门生专门请教他官运亨通的秘诀，曹振镛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敢于讲话，勇于任事，不免要冒各种风险，只有“多磕头少说话”，才能八面玲珑，四处逢源，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
这决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而是官场的普遍现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谈到守旧大臣们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改革时说：那些“内位卿贰，外拥封疆”的高官们，“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始能获也”，到了这个地位，只要“循常习故，不办一事”，就可以“从容富贵，穷乐极欲”。“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这些人“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可见，官员之固位擢升，不在于办不办事，能不能办事，而在于熬年头，善钻营。
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是一点都觉察不到这些弊端，他们也曾设法采取一些措施来救弊补偏。康熙皇帝亲书“清、慎、勤”的所谓“居官三字诀”赐给大臣，以为倡导，其中“勤”字就是勉励大家要勤于政务，不要尸位素餐，玩忽职守。在三年一次称之为“大计”的官吏考核中，“疲软无为”是应加举劾的罪名之一，得到这样考语的要受革职处分。但是，官员们一味明哲保身，敷衍塞责，苟且模棱。
懒官、庸官们充斥朝堂，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统治机器失灵，政务废弛，吏治败坏，政治公信力低下。这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伤害了本就生活得十分艰难的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所以，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谓疲者，如疲马然，策之不动也。然疲生于挨，朱子所谓挨得过时且过是也。”(卷一)官员一旦得了“疲”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动的老马，怎么赶也是步履蹒跚，踌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说，因为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挨一天是一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人心一懒，则百体俱怠；百体俱怠，则心日荒而万事废矣。”(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
金庸斋在《居官必览》中也强调：“倦最害事。”“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官员如果倦于政事，则“地方利病，应兴应厘，漫不经心，百废莫举。”这样没有担当的官，必然使“民困日深”，“民生日艰。”
有人以断狱判案为例，揭露了庸官殃民的实情。每有命案发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迟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尸身发变”，才慢吞吞地赶到现场，“又以亵秽为嫌，远坐他所，止凭仵作衙役混报，既未目击，又不令两造面质，草草讯供，游移通详。”审案时又“听断乏才，优柔不决，经年累月，拖延无期。”最后只能“草率完局，锻炼成招。不但生死含冤，且有牵连拖累，致小民倾家荡产，废时失业者，深堪悯恻。人命如此，其他可知！”(田文镜：《州县事宜》)
对公事如此漫不经心，荒疏怠忽，又怎么能在官场混得下去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对策，叫做“弥缝搪塞”。他们对于“民间苦乐”虽然“漠不关心”，对于利国惠民之事虽然束手无策，不过“饰虚文以媚上司，习时套以规进取”这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倒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平时“但以簿书文移，弥缝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应世态，绸缪身家之处，互相欺罔。”(陈弘谋：《学仕遗规》卷一)他们也并不是成天无所事事，闲居独处，相反，他们时刻奔走于大吏之门，争逐于宴会之场，简直是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在“酬应世态”方面用足了“一生精神”。他们处事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每事止图可以回复上官，不顾可对士民与否。”(徐牧辑：《牧令书》卷一)只要把上司糊弄好了，自己的官位也就坐稳了，老百姓的苦乐死活自然不在话下。
清代许多有关“官箴”的书中，对上面这种现象斥之为“伪”，是“仕途之贼”。与这种恶劣的官场习气相对立，人们强烈地呼吁官员们应该“以实心行实政”，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高廷瑶《宦游纪略》说：“官如何才为爱百姓”？作者自己回答说：“必有一副爱之之心，又必有一副爱之之力。无此心则抚摩噢咻，无非沽名市惠，是假之也，何有于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为，亦徒虚此爱耳。故真爱百姓者，以实心行实政，废一不可也。”(卷下)既要有爱民之心，又要有爱民之力。心里根本没有百姓，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说是爱百姓，却没有为百姓办事的才具和精力，也只是空言虚词而已。所以“实心”和“实政”，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心存百姓的官员，需要有一副热心肠。就像方大湜《平平言》所说：“富贵利达，眼不可热。民生休戚，肠不可不热。肠不热，则百姓之休戚，如秦越肥瘠，漠不相关矣。”王志伊为《励治撮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一个关爱百姓的官员，应该处处以为百姓兴利除弊为念，做到“重民生，勤民事，薄民赋，保民富，宽民力，从民便，悯民穷，恤民灾，除民害，询民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