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爱幼，乃传统美德，所有的幼都值得爱，但未必所有的老都值得尊。郑板桥所言“敬老如敬子”，实达不到。
以我的年龄，目睹过太多灭绝人性的丑陋之事，老革命揪斗右派，红卫兵砸毁文物，退伍军人扛枪武斗，支左干部挑动是非，知识青年偷鸡摸狗，青年民兵殴打访民……，依今天的计算，这批人业已满头白发，退休赋闲。以他们的岁数，早已过了荒唐的阶段，也到了该受尊的年龄，但我可以在公交车上为他们让座，那是给他们老来难的身体一个舒展的机会，而非对其本人已被出卖灵魂的尊敬。梁漱溟有句谈处世的话“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但我怀疑了，我不宽厚。
老年是一部回忆录，一页一页记载的都是经历。不管是出于恶的本性，还是被恶的时代裹挟，未见这批老人主动忏悔的。我们总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的历史道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却未见有让我们身边的过来人、当事人道歉的。作对的事情，远比把事情作对重要，不迁怒，不贰过，不忏悔，即贰过。“瞒”也后人，“骗”也后人，但万万瞒骗不了同时代的冷眼人。你无论逃到哪里，人生的尽头终是一扇门，进去之后，内心无不被拷问。每颗心都不是监狱，何以囚禁着那么多的罪恶。
流沙河《书鱼知小》云：“‘文革’前在农场劳动改造，一夜梦见自身躺在杀猪的矮案上，革命同志给剖腹，如做外科手术。双目紧闭着，老老实实配合，决不乱动。听见长刀在肚皮上来回切割，砉然有声，但觉胸膛冰冷。此时我对自己说：‘向党交出黑心，就变成好人了。’”那时，剖黑心、放黑血者，各地时有发生。相声大师刘宝瑞1949年10月毅然自香港返回大陆，1968年中秋夜被害致死。死后北京房山农场未通知家属将其草草掩埋，因农场领导怀疑是“畏罪自杀”，挖尸解剖，后再将尸体草埋。深夜恶狗出没，将其尸骨刨开分食殆尽。类似者尚有严凤英。“1968年，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迫害服安眠药自杀。军代表刘万泉命当众剥光她尸体，从咽喉劈下砍断胸骨开膛破肚，劈开她耻骨使膀胱破裂尿液喷出。刘万泉因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此描述与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在《严凤英之死》一文吻合：“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说过“我在旧社会是一个鬼，解放后党把我变成了人”的严凤英死了，辱尸的刘万泉还活着，灌吴宓泔水者，剃杨绛阴阳头者，掴马一浮耳光者，踢熊十力跪求者，逼马思聪啃草者，扣翦伯赞粪纸篓者，脱潘天寿鞋袜于雪地者，给陈寅恪床头按高音喇叭者，也都还活着，但未见他们中的某一个有只字寸音的幡然悔意。他们又错失了一次让我等敬重的机会。
有一个段子道出了这些人为什么不忏悔的小人心理。元首：我没错。人不是我杀的。技术人员：我也没错。我只是造了一把刀，但没有杀人。鼓吹者：我也没错。我只赞成杀坏人，但没想到他们把好人也杀了。杀人者：我也没错。他们给了我一把刀，他们说杀人有理，他们命令我杀人，我只是在履行职责。最后死者出来检讨：好吧，你们都没错，一定是我错了。吴法宪曾辩解道：“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传作等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
庄子曰“死生为昼夜”，做过善事的人会老，做过恶事的人也会老。老年得到尊敬者，盖因青年时期的所作所为。孔夫子曾骂他的好友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原因是他“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能够活到七老八十，着实不易，需躲避多少明枪暗箭，挨过多少病痛伤害，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非”者，今已罕见。“人生百善孝为先”，我对它还有另一重理解，人生做到百善，方有资格承孝。
或许我不该对老者说三道四，指天划地，昔时关羽得知与老将黄忠同列“五虎上将”，便说了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头前。我们这一代老之将至，是否就能承得起后生的让座？
如果一种腐败已不单是官员腐败，而成为全民腐败，如果一种无耻已不单是官员无耻，而成为全民无耻，如果一种麻木已不单是官员麻木，而成为全民麻木，那么，这种老来不被敬重的循环，必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你我将永远生活在中世纪的废墟上。
朱厚泽说：“我们这些老人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不但没有希望，而且很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