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1月01日讯】大洋，是银元的俗称，但不知为何要把银元叫做“大洋”，跟大洋彼岸的“大洋”有什么关系吗？博巴（藏人）也把银元叫做“大洋”，不过发音不太一样，那“洋”从口出，音调往上飘，就像跃跃欲飞，显然不是博盖（藏语），而是汉语进入图伯特（包括安多、卫藏、康、嘉绒等所有藏区）之后发生变异的例证之一。当然，图伯特是有自己银元的，叫做“章嘎”。很早的时候，拉萨就自己做章嘎了。尼泊尔的章嘎越做越伪劣，满清的章嘎刻着皇帝的年号，多麻烦啊，还不如自己做章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地盘我做主。
忘记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还是听哪位长辈提及，说是中共军队进入图伯特时，随军携带无数银元，带不动就让飞机跟着，随处空降一箱箱银元，传说有几箱扔错了地点，径直掉到汹涌澎湃的金沙江，被激流吞没。一路上，所遇博巴，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归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想想看，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一卷卷银元，突然被撕去密封的硬纸，抛向空中，又从天而降，在阳光下叮当作响，纷乱砸在博巴们的头上，“多得就像下雨呀！”有了贪欲的人们眼花缭乱着，欢呼雀跃着，张开了过于热情的双臂。但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冷静地说：“无非是刀刃上的蜜，你们去舔吧，舌头会被割掉的。”他是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1]，他的这句话，我是在《雪域境外流亡记》[2]上读到的。
举几个事例来看看这雨下得有多么地瓢泼吧。为“争取爱国上层人士”，外来的“解放者”在拉萨狂撒大洋。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忙不迭地，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而且只要合作就能获得丰厚俸禄。一位名叫陈宗烈的摄影师，从北京派往新成立的《西藏日报》就职，多年后回忆说[3]，出身显贵的副主编噶雪•顿珠，当时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块大洋，每次发工资，都得叫佣人来，把几十封沉甸甸的大洋装满口袋吭哧吭哧扛走，也许是用氆氇[4]编织的那种结实的口袋吧。不过他闭口不提这位贵族副主编在文革时上吊自尽的下场[5]。算算看，享用大洋的好日子并不长。五六年、五七年，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在学校创办初期，统统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块大洋，这都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下的赌注，不可谓不慷慨，只是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到文革前，一级助学金才是十五元人民币。
甚至在最早与金珠玛米的战斗中被俘的康地士兵，非但没被虐待，还被亲切地称为“阶级兄弟”，又献哈达又赠大洋，一律释放回家。金珠玛米是解放军的藏语发音，与革命的藏语发音即杀劫，都属于新造的词汇。有位老人告诉过我，昌都战役之后，对被俘的藏军士兵，每人发五块大洋；若带有家属和孩子，再增加三块大洋。中共随军记者及时拍下了这些神情困惑的博巴不知所措地表示感谢的镜头，这在至今常有的展现西藏人民获得“解放”的展览中还可以见到。当然，1959年3月，发生在罗布林卡[6]那场血腥屠杀的惨状，是不会出现在展览中的。
这就要补充一个故事了。数年前，拉萨纷传在金珠西路新建的格桑林卡小区闹鬼，据说原因是那里埋葬过当年在罗布林卡被杀的许多博巴，类似于那种万人冢，结果修房子挖地基时挖出白骨累累。除了白骨，说是挖到的还有“矢”，即现在所说的价值昂贵的九眼石或天珠；还有进口手表，可能是瓦斯真、劳莱克斯之类吧，已经永恒地中止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了；还有一些生锈的大洋，擦去锈迹后说不定吹口气还能发出响声……这从另一方面，是不是说明了当时的金珠玛米还真的不拿藏族群众的一针一线呢？说实话，我相信挖到了累累白骨但不太相信挖到的有这些宝物，即便有，也早就没收充公了。
乡巴佬进城
我从小见过大洋，是我那喜爱收藏旧物的父亲保存的，其实是当年他在西藏军区服役时领的薪水，只剩了几块。我还知道他的一件往事，他曾经积攒了两年的军饷，用军用挎包装着沉甸甸的大洋，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波店里买了一台120的蔡司相机。当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席卷拉萨时，他用这台相机拍摄了祖拉康（大昭寺）[7]被砸的惨状、“爱国上层人士”被批斗的下场。如今那相机已留给了我，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父亲在那么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里看出去，难道我能够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至少应该让我看看，要用多少块大洋，才能买到这样一台品质不错的德国相机？
想当年，金珠玛米以及随后的加米（汉人）们刚进拉萨时，一定像乡巴佬进城，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晃花了眼。有个于1956年进藏的地质工作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帕廓：
“虽然街道不过600米长，还是鹅卵石铺成的，但是这里却云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商店里到处可见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名贵商品，市面所见著名品牌有：瑞士的名表劳力士、欧米茄、浪琴；德国的高档照相机康泰克斯以及勃朗宁手枪；芬兰的匕首；美国的派克笔；荷兰的菲利甫收音机；意大利的毛毯以及珠宝、金银首饰、毛料、呢绒、毛线等世界各地大、小商品，应有尽有。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所以我们带着猎奇心情，不紧不慢，逐间商店进进出出，经过一番调查，这里的商品还算货真价实，价格比内地市场便宜得多，只是不用人民币而用银元（俗称‘袁大头’）。我们粗略的了解了部分物价：名贵手表150—170元；高档照像机150—600元；派克笔10—25元；毛线1磅∕6元；呢绒、毛料1米∕8元。所有物价都比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便宜。”[8]
甚至1956年，中共开国元勋陈毅率领浩浩荡荡八百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慰问拉萨驻军，也为物质丰富的帕廓震惊，索性不顾面子，大肆狂购，以至于“代表团”真的成了“戴表团”，据说几乎每个人的两只胳臂上都戴满了世界名表，为的是给亲朋好友送礼。当然，那都是用大洋换来的。
忍不住要啰嗦一句，难道，当时西藏社会那么多的名牌，全都是穷奢极侈的“三大领主”在消费吗？一般市民应该也过着殷实的小日子吧。至于如今各种“忆苦思甜”的展览中，那些黑白旧照上的凄惨乞丐，我在如今的拉萨街头也多多见过啊。
没多久，那像下雨一样撒遍进军路上的大洋，开始冲击图伯特的金融市场。“通货膨胀飏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民不懂为什么青稞的价值隔夜就倍涨。”[9]“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10]尊者达赖喇嘛在他的两部自传中，都这么回忆过。闯进家园的外来者与原住民的蜜月，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终于结束了。
生产大洋的陈伯伯
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际遇。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王力雄的义父陈伯伯竟然是制造，不对，应该说是生产，成批成量地生产大洋的人。
初见他时，他已八十多岁。得知我是博巴，他笑呵呵地说：“我跟你们西藏有缘啊。知道‘袁大头’不？当年，你们西藏人用的‘袁大头’还是我造的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袁大头”是银元的又一俗称，因那银元的正面刻着满清末期及之后的大军阀袁世凯[11]穿戎装的侧影，他巨大的光头、浓密的胡须与肥硕的耳朵闪闪发亮，成为典型标志。许多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电影里，常有那时候的中国人用指尖捏着“袁大头”，放在嘴边吹一下，再飞快地拿到耳边听声响的镜头，据说那是辨别银元真伪的方式，看来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人都须得练就火眼金睛加上好听力的功夫。
享受部级待遇的陈伯伯是资历很长的老革命，在延安窑洞里住过多年的八路军。我一直想听他讲讲怎么生产“袁大头”的往事，却耽于疏懒，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前四个月，才很幸运地补上了这一课。
时值九十一岁的陈伯伯，说起“袁大头”依然兴致不减。那是1948年底，中共元帅林彪以战死国共两军五十余万、饿死长春百姓三十余万等生命的代价，取胜了辽沈战役。于是，早在三年前便从延安去长春、哈尔滨给解放军造纸币的陈伯伯，又转道沈阳，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了沈阳造币厂。陈伯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给我讲述了解放军自造纸币，人打到哪里，票子就用到哪里的典故，还回忆了成立于满清末代的沈阳造币厂，跟满洲国、日本人、张学良、东三省的关系，但我兴趣不在此，也就略过不提。
而这个沈阳造币厂，历史上就造“袁大头”，那些模具一直留着，而造币设备从废铁堆里也挖出来了，造币技工也差不多都找回来了，万事俱备就差银子。陈伯伯说，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被我们解放了，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你懂不懂？不到一个月，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了黄金白银。用火车运，用汽车运，全拿麻袋、大筐装着，全是金银元宝和各种金银用具，像烛台、碗筷、酒杯，甚至女人的首饰，什么头上插的簪子、发卡，手上戴的戒指、手镯，还有耳环，连着翡翠、玛瑙，很好看的，全都一股脑儿给没收了。当然，那都是地主老财的，这叫做“挖地三尺打老财”。
金子归银行，银子归造币厂。先用大炉子火化，那炉子特别大，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烧得火红，把银子化成水，做成砖头那样，入库，化验。当时有规定，银子成色不能低于三个九，也就是要达到99.9%，成色高了也不行，得兑红铜重化，必须得是99.9%。而且，还特意将模具上“袁大头”那稍有磨损的肩章，重新做了修饰。因为我们造银元是政治任务，为大军南下做准备。西南、西北都习惯用银元，少数民族只认银元不认纸币，我们造的银元要在那些地方派用场，所以就得保持良好的信誉。
检查完了，就熔化成一米长的条，再压成厚薄一致的片，再熔化，再压成一个个圆饼，用盐酸、硫酸洗出银子的本色，又用机器冲出圆饼周边的齿轮，然后用“袁大头”的模具上下一压，正面是袁世凯的大光头，反面是“中华民国三年”，再倒在热炕上，熏上五六个小时的蒸汽，这样的话，这银元才会一吹就有响声。最后，用专门的纸，将五十个银元扎成一卷，装箱，钉死，箱子编号，运走。那时候人的素质都很高，从来没有过贪污，真要贪污也没地方藏。
说穿了，我们的“袁大头”主要就是给少数民族造的，我们要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嘛，需要少数民族的帮助，要讲政策嘛。陈伯伯声音朗朗地作了总结。
“这意思是不是说拿‘袁大头’收买人心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陈伯伯笑而不答。
“难怪运到西藏的大洋跟下雨那么多，说不定藏人还以为是袁世凯那时候的大洋呢，原来都是陈伯伯您造的啊。”
陈伯伯说：“可是我们的含银量超过了真正的‘袁大头’！”
我很想再说一句，共产党起先打家劫舍，是冲着自家人；抢了自家人的东西，再去骗邻居，结果最后都成了他的“冤大头”。当然，我终究忍住没说。
陈伯伯多年前就想去拉萨。他听西藏歌，看西藏书，王力雄还带他去吃北京的藏餐，每次看见我都要聊西藏，甚至临终前，还在读王力雄新版的《天葬——西藏的命运》[12]。他是不是汉人当中年岁最高的西藏发烧友呢？而这一切，是不是缘于几十年前，为图伯特的人民特制过“袁大头”呢？
一位从未听说过“袁大头”传奇的汉人朋友，了解到“袁大头”在图伯特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的成绩之后，对我惊叹道：“这哪里是中共解放了西藏人民，分明是北洋军阀袁世凯解放了西藏人民啊！”其实，现如今，这一收买人心的政治任务依然在图伯特贯彻、执行着，只不过，“袁大头”换成了毛泽东头像的纸币罢了，所针对的不仅是“爱国上层人士”，更有纳入体制的各色人等及编外游民，只要驯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熔化在佛像里的大洋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陶长松[13]带着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彻底砸烂旧世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标语，直奔祖拉康去破“四旧”。
数小时后，祖拉康的露天庭院堆满了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金顶被砸，经书被焚，壁画像泥巴一样从墙上被挖掉了。
原本安坐在一层左侧“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塑像，典籍中记载由赞普（君主）松赞干布[14]采集各大圣地之土亲手所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也毁于革命行动。不过，其中的八个头像残面和散失的“耸秀”（装藏）[15]，却被虔诚的博巴悄悄收藏起来，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翻越雪山，辗转带往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16]，献给了尊奉为坚热斯化身的嘉瓦仁波切（尊者达赖喇嘛）。坚热斯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经典中记载图伯特从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境。
后来，当达兰萨拉也要修建与拉萨的祖拉康一样的佛殿，并且也要塑造一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纯银造像时，嘉瓦仁波切特意召见一位名叫边巴的老工匠，将从拉萨带来的七个头像残面交给他，要他修复，然后安置于重塑的造像之首，而那些珍贵的“耸秀”则要放入重塑的造像内部；另一个头像的残面，无需修复，就这样放置于重塑的造像旁边，以示对文革浩劫的惊醒。
嘉瓦仁波切还给了边巴老工匠一袋大洋，散发着陈旧岁月的味道，恰恰来自于数十年前，犹如瓢泼大雨一般，降落在雪域众生头上的“袁大头”。据说是一位逃亡到印度的博巴献给嘉瓦仁波切的供养，而尊者的意思是将其价值用于重塑这尊复活的佛像。有两种说法，一说这袋“袁大头”被熔解后，化作了观世音造像那千只救度众生的手臂；一说这袋“袁大头”被换成印度银锭，铸造了观世音造像那晶莹剔透的美妙身体。
没有比这更合适并且更美妙的结果了。这是否成了一个将孽缘转化为顺缘的方式呢？尽管银元熔解后的纯度并不够，但我还是更倾向前一种说法，遐想着，中国的银子与印度的泥土，合而为一成这尊时刻面向图伯特的坚热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将会在未来怎样的契机下逐渐显示呢？
写于2010年1月的北京；
修改于2015年10月的北京。
注释：
[1]仁波切：藏语，珍宝，通常专指藏传佛教中乘愿再来的修行成就者，藏语又称“朱古”。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安多大寺衮本贤巴林即塔尔寺的主持。1950年代初期出走图伯特成为流亡者，2008年圆寂于美国。西藏独立运动的倡导者。
[2]《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寻访旧西藏的贵族庄园》，见http://news.163.com/06/0629/10/2KPFON2800011229.html
[4]氆氇：藏语，属于西藏特有的手工生产的一种羊毛织品，可以做床毯、衣服等。
[5]见《杀劫》页115，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
[6]罗布林卡：藏语，珍宝园林。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为后来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1959年3月17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喇嘛由此踏上流亡之路。在中共军队的炮火中，众多保卫达赖喇嘛的藏人在罗布林卡被杀被俘。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一场剧变的无言见证之一。
[7]祖拉康：藏语，佛殿。这里指大昭寺，位于拉萨，被达赖喇嘛誉为“全藏地最神圣的寺院”。由西藏君主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修建于公元7世纪初，但在文革中，古老佛像基本被毁，徒留受损建筑，直至1970年代末才重建。
[8]见《到达目的地——西藏首府拉萨》，见http://xxyyll001.blog.qhnews.com/article/120135.shtml
[9]《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10]《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达赖喇嘛自传》，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1990年。
[11]袁世凯：1859年－1916年，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清末头号权臣。北洋军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氏成为首任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称帝，但终归失败。
[12]新版《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2009年。
[13]陶长松：江苏扬州人，1960年大学毕业自愿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汉语文。文革时期，他是拉萨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拉萨造反派组织“造总”的总司令，当过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后在西藏社科院工作，现已退休，仍在拉萨居住。
[14]松赞干布：图伯特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公元七世纪初，图博（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天子，统一图伯特疆域，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迁都拉萨，修建布达拉宫等等。
[15]耸秀：藏语，装藏，即指佛像内装置的金银珠宝、灵丹妙药、甘露香料、五谷杂粮等，被认为是神圣之物，而佛像不装藏，不具神圣意义。
[16]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出走印度之后，与西藏流亡政府迄今的所在地。
